年轻的时候对周海婴有种神秘感,鲁迅之子,会是什么样子呢?在没有见到他之前,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都有点消极。比如其学习平平,缺乏才气,曾受到学校老师的批评等等。那些传说都有点惋惜的口吻,言外之意是鲁迅的后代已不复周家当年的气象了。
其实我们用打量鲁迅的眼光来看他的后人,可能有点问题。孔子的后人能有大才者亦不多,苏轼家族后代,还有谁能泼墨为文,世人大概也不知道的。思想和艺术很难遗传,这个现象不知道医学怎样解释。周海婴自应有他的路,逃不出父亲的光环,有时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舆论的问题。
我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周海婴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一个下午,他开着一辆很小的卧车到鲁迅博物馆来。门卫的老大爷不认识他,将其拦住。海婴很生气,说这是我的家,怎么不让进呢。我便前去解释,彼此方得以释然。看到他高高的个子,一身笔挺的西装,觉得有点港台人的气质。那时候大多数大陆人的着装很土,而鲁迅之子的悠然、贵族气,显然呈现着他和常人的距离。
后来总是在会议上见面。他与李何林、唐弢、王瑶常常坐在主席台上。但那些关于鲁迅的会议,他从不发言。他自己手里带着相机,不时在会场走动,倒仿佛是个专业的摄影师。他的游离于学界和文坛,反显得轻松、自如。筹备鲁迅的会议,人们首先想起的是请他出席,这是基于对鲁迅血脉的尊重,也有对气场的期待。有海婴在,似乎有着历史现场感的。
我真正与他有了接触,是做了鲁迅博物馆馆长之后。上任不久,第一个要拜见的,首先是他们一家。周先生住在木樨地,家里的摆设很文气,书房里多是与鲁迅相关的书籍。各类木雕、铜像,还有书法作品,显得古雅。他对鲁迅博物馆的现状很关心,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把博物馆当成了自己的家。慢慢地,我和他们一家人也渐渐亲近起来。
他在谈天的时候,偶然说些笑话,幽默的语句不时出来。
他说话把别人逗笑了,自己并不笑。据前人回忆鲁迅,也有类似的感受,那么这是父亲的遗传也说不定。他是很直截了当的人,快言快语,也常得罪人,说话偶尔带刺。有时候不高兴了,马上红脸,愤愤的样子。许多年间,他为了维护鲁迅的版权和多家出版社发生纠纷,官司不断。我总觉得出版社和他沟通不够,有着隔阂在。有人因此说海婴看重金钱,批评也偶尔出现过。但他认准了,就坚持,有时甚至写文论争。这种韧性,似乎也有鲁老夫子的痕迹,在坚守自己立场的方面,他许多时候让我想起鲁迅的性格来。
2003年,我和海婴夫妇一起去香港参加鲁迅节的活动。这个活动是我与浸会大学一同策划的。因为是民间性的,把他们夫妇安排在学生宿舍里。他一点不觉得简陋,每天高兴得很。
后来令飞兄从台湾赶来,不忍父母住的条件,才硬性把他们安排到一个宾馆里了。这事情,看出他的简朴的一面。在港人面前他并不摆架子,那些学生都很喜欢他,在演讲的时候,他用粤语,一下子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而且妙趣迭出,颇有意味。他也能说英文,语调是平缓和滑稽的。这是他才气的一面,与他越近,越能觉出他的好玩。
周海婴对鲁迅文本几乎不能说些什么。父亲去世时他才七岁,但他对母亲是感情极深的。他在母亲那里,得到了最美的爱,风雨之间,一同走过了童年。晚年他的一件心事,是出版母亲的文集,特别是那些被删改的集子。关于许广平的资料,还要一点点整理。他组织朋友帮忙,花费了许多心血。我每次去他家,他讲得最多的是他母亲的事情。比如许广平当年捐献文物之事,比如一些研究史料中关于母亲评价的问题。他对自己的母亲当年处境里的困难的选择,一直感到有陈述的冲动。
我能够理解他的苦心,周围的一些朋友对此也是深为同情的。
他有时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给我的工作也有许多指教。有一年他到我的办公室看到我忙碌的样子,就说,不要事必躬亲,和上面打交道,要常写报告,单位的事情,要定规则,各司其职。我听后有种温暖的感觉,觉得他看似漫不在心,其实颇懂体制内的规则。鲁迅博物馆有些棘手的工作,他是帮助出力的,有时会约见上面的领导,谈自己的思路,这些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多年来,我们合作得很好,但彼此之间也有观点相左的时候。比如怎样对待别人批评鲁迅,我觉得研究者不必持有保卫鲁迅的态度,人们有理由从自己的立场阐释鲁迅。可是他无法接受,当看见那些践踏鲁迅的言论出现的时候,总是激愤的。对于八道湾与周作人,他和我也有不一样的看法,可是他并不强求我也站在他的立场上。作为鲁迅之子,他的切身的感受外人未必晓得,每代人的体味都有其理由,我对于此,是后来才慢慢理解的。
若说他与鲁迅最大的差异,是没有像父亲那样沉浸在思想与文学的思考里。可是鲁迅希望青年的那样轻松的合理的度日的状态,他是有的。他享受了鲁迅给他带来的各种荣誉,也自如无伪地度过了一生。这是鲁迅精神的果实呢,还是一种偏离,都颇可思量。从鲁迅到周海婴,有两代人反差极大的空间。中国文化的流变和生存状况的流变,均于此折射出来。
没有创作经验的周海婴,在晚年最大的事情是出版了《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有争议的著作,给文坛带来了许多话题。鲁迅与他的生命历程,与现代中国,乃至鲁迅传播史等,都于此有所体现。这本书披露的史料很是珍贵,有的是有分量的。一个儿子眼里的父亲,及社会变迁史,总让我们有新奇的感觉。他在书中首次谈到了“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的话题,提到了鲁迅手稿丢失的旧事,文坛鲜为人知的一面也曝光了。
鲁迅死后的风风雨雨,都在书中有所揭示。他的书一问世,就受到一些质疑,引起不小的风波。我读这本书,觉得基本是本于史料的,都是自己心得的外化。自然,文中有些片段可能有主观的色调,有的地方也值得商榷,但研究鲁迅的传播史,是不能不读它的。
海婴先生生前给我写过许多信,对社会与学界多有臧否。
他总有操不完的心:鲁迅藏品保护问题、版权问题、子女问题。我们觉得他有诸多未了的希冀。他对自己评价不高,觉得不过常人而已。有一次偶然知道,他藏有很多底片,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的,才发现其摄影家的天分被埋没了。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令飞邀我一起为海婴策划了摄影展,一时颇有影响。他很小就学会照相,从上海到香港,到北京,留下诸多历史的镜头。他喜欢捕捉风俗,对人物肖像亦有研究。20世纪40年代上海难民的片段,他拍得很真实,人物传神的地方历历在目。最有文献价值的是1948年从香港到大连的一组照片,记录了民主人士准备政协会议的片段。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在船上共议国家大事之举,都被他记录下来。海婴那时候还是个孩子,还没有记者的理念。但他无意中留下的底片,填补了那段知识分子活动研究的空白。他自己的生命融入那段历史里,也成了那道风景的一员。
那次展览后,朋友为他做八十大寿的活动。作为主持人,我和上百名朋友分享了他的快乐。萧军的后人、胡风的后人、冯雪峰的后人等,都参加了祝寿活动。我那天很是兴奋,觉得大家对他有着深切的感情。那一切都是民间的,没有官方的痕迹。而且他晚年和历经苦难的鲁迅友人的后代来往甚多。这一点,是有鲁迅的脾气的。鲁迅属于民间,他也活跃于民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许多从奴隶之路走来的人,在他那里继续了一个故事。
2011年4月7日,我到广州参加鲁迅生平展的活动。一下飞机,便得到海婴去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那天在暨南大学的演讲会上,我开头就说,今天,海婴去世了,自己很是感伤。
在周先生那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精神的片段。这是一个家族生命的延续,在多难而复杂的八十余年的生活里,他恪守了鲁迅希望的“不做空头文学家”的原则,没有偏离父亲的遗嘱,一直真实地活着。仅此,作为鲁迅之子,已经无憾矣。
201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