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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鲁周围（第1页）

我到鲁迅博物馆工作后，才知道鲁迅研究界有“东鲁”

“西鲁”“中鲁”之分。“东鲁”指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鲁迅研究室；“西鲁”为鲁迅博物馆；“中鲁”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辑室。鲁迅博物馆那时候常常有些小型的会议，参会者一部分是受鲁迅影响的作家，一部分是研究人员。这些人中，“中鲁”的几位老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社里的老作家、学者很多，楼适夷、林辰、牛汉、绿原、屠岸等都有不错的文章。他们的文字，对于我们这些青年都很有引力，有着一般教授所没有的生气在。参与“中鲁”工作的朱正、陈子善、包子衍等，也与鲁迅博物馆关系甚好。我那时候也常常把他们看成“中鲁”的成员。

“中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中国成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建初期，出版鲁迅作品就是主要任务之一。1950年10月，冯雪峰就草拟了《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草案》，一个月后，孙用、王士菁、杨霁云、林辰就已经开始了编辑、注释工作。按照冯雪峰的思路，他们的工作步骤如下：（1）普通单行本的编校工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前完成。（2）注释单行本的编校和注释，在一九五一年内完成一部分，到一九五二年内全部完成。（3）最完整的全集本的编校工作，一九五二年内完成。（4）注释选集本，一九五二年内完成。（《冯雪峰全集》第六卷，第412页）

应当说，著作的编校还是很顺利的。到了1956年，大规模出版鲁迅作品集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1958年，十卷本的《鲁迅全集》问世，但鲁迅的译文集和古籍整理部分，没有进入全集中去。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更完备的《鲁迅全集》未能进入编辑正轨，《鲁迅译文全集》的编辑出现了许多困难，以致出版时留下一些遗憾。那段时间许多工作都中断了，一切都受到了时风的影响。韦君宜在回忆冯雪峰的文章中说，1974年，因了周海婴写信给毛泽东，重启鲁迅著作的编印摆在日程上来。冯雪峰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对于鲁迅文本的研究，他对于鲁迅著作的出版，可谓倾注了大半生心血。“中鲁”的许多编辑面对复杂的形势，心中自有定力。像杨霁云先生就向来认真，一丝不苟。他后来几乎不写文章，据了解他的人说，因为与鲁迅有过接触，对于左翼文化的理解，是极为特别的。

他与孙用等人在那个岁月里的沉默，无言地写出那个时代暗淡的一页。

1976年，我在大连郊外插队的时候，作为知青也参加了对于鲁迅译文的注释工作，开始系统阅读鲁迅的作品。因为基础薄弱，对于鲁迅文本解之不深。那一年韦君宜到大连出差，对于以运动方式研究鲁迅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出版《鲁迅全集》，是专家的事情，普及是学校老师的工作，人文社要做的工作与传统的治学关系密切。对于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译文，以及杂文里的古语，没有相当的学识，就不能梳理出其间的本意。人文社众多编辑考虑的编校的精良和注释的准确，其实是大量的学术对话。我们看孙用那本《鲁迅全集正误表》，对于鲁迅与域外文学的复杂关系，作了细致的勾勒。而一些编校的细节，都非专家不能为之。聂绀弩、朱正等人的尺牍，涉及鲁迅研究的话题，都有很深的学究气，这也显示了这工作的难度。在那样的语境里谈论专业思想，其实是不会被接受的。

相比“中鲁”，“西鲁”出现的时间要迟一些年。1956年，鲁迅博物馆成立。1976年，李何林先生创建的鲁迅研究室，不久合并于鲁迅博物馆，队伍扩大了。“东鲁”成立的时间最晚，是周扬建议组建的，在对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看法上，与“西鲁”有很大的区别。“西鲁”在思想倾向上与“中鲁”比较接近，看重史料，从文本出发讨论问题。李何林组建研究室时聘请了八大顾问，“中鲁”的杨霁云、孙用、林辰都在名单中。李何林的指导思想里，就有配合《鲁迅全集》新版的意思。他说：

研究室的任务是：（1）编辑鲁迅书信手稿，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2）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组织领导的新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定稿工作……（《李何林全集》第一卷，第329页）不过，新版的全集应当以何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中鲁”受制于外部一些因素，自己并不能都做主。1976年5月，国家出版局在山东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人们在1958年版本的注释和1978年《征求意见本》的基础上开展了新的工作（《李何林全集》第一卷，第117页）。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同，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如何客观准确地注释鲁迅文本，众人看法不一。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问世，韦君宜对此颇为兴奋，但李何林看见删去了征求意见稿里的题解，有些遗憾，以为对于普及鲁迅思想不利（《李何林全集》第一卷，第117页）。这些属于学术上的讨论，实属自然。不过在一些争论性的事件里，“西鲁”的观念是获得聂绀弩、杨霁云、孙用、林辰等人的支持的。在对于“两个口号之争”态度上，“中鲁”与“西鲁”的意见基本一致，没有早期“东鲁”的意识形态色调。1979年，“西鲁”与“东鲁”围绕“两个口号”问题出现冲突，《新文学史料》拒绝单独刊发夏衍关于冯雪峰的一篇长文，以为要有刊发的话，也应同时有李何林反驳的文章在。聂绀弩在致友人信中透露了一些信息：鲁迅研究室李何林派与文研所沙荒派（指沙汀、陈荒煤——引者注）一直对立，鲁研室拥某种不利于文研所的材料，《现代文学史料》牛汀也不同意沙荒，也拥某些材料，奚如写的就在牛手。沙荒等人起初想拥周公再起，活动了一阵后，见形势不甚理想，似有倦意。（《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185页）“中鲁”有一个很好的学术传统，冯雪峰、聂绀弩、孙用、杨霁云、林辰、王仰晨等，都是深得鲁迅风骨的人。我在博物馆偶尔听到王得后、姚锡佩谈及冯雪峰、聂绀弩、杨霁云时的语态，都可以知道他们的精神交叉之多。我记得陈漱渝、王世家有时提到林辰，敬佩至极，以为他的考据文字，有朴学之风。不妨说，鲁迅博物馆的人，除了深受李何林、王瑶、唐弢的影响外，“中鲁”的一些前辈，都可说是治学的引路人。

“中鲁”延续了鲁迅晚年的某些风气，其中多人都与鲁迅相识。鲁迅博物馆的姚锡佩与聂绀弩有过一些交往，1981年，她在编辑《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时，收到了聂绀弩的信，那内容体现出对鲁迅的感情之深：

锡佩同志：

我想写一两首有关鲁迅故居，未就。

今奉上《题〈药〉兼悼秋瑾》（七绝）一首，放在《题歇庵》三首之后，《赠鲁迅》之前。诗曰：轩亭口畔夕阳斜，

颈血能教百病差。（此句意胜，似未经人道过）全泄古今天地秘，

瑜儿坟上一圈花。

末句表人类有希望，意似晦，且不管它，鲁迅原意实亦如此。

祝好，烦您再三乃至七八，真歉！

（《聂绀弩全集》第九卷，第196页）姚锡佩《风定落花》一书专门谈及聂绀弩的为人与为文，很有久经沧海的悲慨，作者写晚年的聂绀弩，勾勒出其坦率、无伪的性情。聂绀弩年轻时期受过鲁迅的批评，他后来都能真诚地解剖自己的缺点，对于鲁迅充满了感激。姚锡佩写道：尽管由于鲁迅和冯雪峰在公开信中批评了绀弩，使他后来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在一些研究两个口号之争的文章中，成了1930年代宗派主义的代表人物，绀弩不免有点委屈，但他始终认为雪峰在建立文艺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方面功不可没。所以，当他和笔者谈到当年“两个口号论争”的旧案时，毫无怨言地说：“那时，大家都年轻，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鲁迅批评了我，我还想写文章反驳；但胡风告诉我，鲁迅希望我们不要再写了，我也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为了平息论争，团结抗日，个人委屈又何足道哉？”

（《风定落花》，第253页）

上述的文字看出人文社老一代人与鲁迅特殊的关系，也看出鲁迅后来对于那一代人的深刻的影响力。与鲁迅有过交往的还有楼适夷，他晚年对于鲁迅的阐释，都有意味深长的地方。

1989年5月，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会议在博物馆举行，那天人文社多位先生也在会场。楼适夷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强调现在最需要的是鲁迅精神。他稀疏而又长的头发随着肢体动作摆动着，颇有古风。我过去读过他翻译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还有一些散文，都很喜欢。后来读他与黄源的通信集，才知道对于鲁迅，别有心解。楼先生偶尔给“西鲁”的《鲁迅研究动态》写点东西。他的堂弟楼子春在香港，也研究鲁迅，有一点托派倾向。王世家和他们沟通得很好，一些私下的讨论，都很有意思。他生前和“中鲁”的前辈有许多通信，可惜还没有整理出来。叶淑穗、王得后、李允经、陈漱渝、姚锡佩等许多博物馆的研究者与人文社的交往，有的甚至牵扯到时代的神经。

这些话题的重要，当代的鲁迅研究者们还没有注意到。

和楼适夷这样有激情的人比，林辰是一个寡言的人，他讲话声音不大，是贵州的方言，但句句有力。先生对于鲁迅的理解，也是有特别的视角的。林辰差不多是“中鲁”里国学修养最好的人，他在版本的新注、补注、订正方面的心得，如今看来有不小的学术价值。因工作原因，我与林辰先生有过一些接触，多次去过他在东中街的宿舍。林先生是藏书家，对于民国的文献十分熟悉。他的古文功底好，鲁迅辑校古籍的整理，因为他的编辑，保证了质量。我自己关于鲁迅与国故的研究，是从他的研究著述里获得诸多启发的。比如他对于《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分析，对于《古小说钩沉》的梳理，以及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发微，都非一般人能够企及。先生善于考据，从一些线索里发现了过去文本收错的文章，也订正了一些误传。他批评郭沫若论述鲁迅时的疏忽，言之成理，行文博雅，看出对于历史顿悟之深。林辰不仅关注古代文学与历史的文献，对于鲁迅同代人的著述也十分留意。他去世前，答应将自己的藏书捐献给鲁迅博物馆，我后来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了诸多珍贵的版本，除了鲁迅早期著作版本，还有章太炎、胡适、刘半农、苏曼殊、柳亚子、林纾、夏曾佑、刘师培、谢六逸、赵景琛、郑振铎、郁达夫、许寿裳、许广平、周作人、唐张、范文澜、施蛰存、孙用、冯雪峰、沈从文、丁玲等人的资料。读他的藏书，一是可以看出先生知识谱系，二是感到注释鲁迅的著作花费的力气之大。“鲁迅学”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中的，耐住寂寞才可能取得成绩。1985年，他自己就曾说：我原来从事教育工作，在大中学任教多年，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转入出版界，参加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而且从《鲁迅全集》十卷本到十六卷本，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从来就有不少人对于注释工作不屑一顾，而我却在这一工作中消磨了如许岁月！今已垂垂老矣，我难忘那一段生活和与我共过事的朋友们。

（《林辰文集》第二卷，第323页）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与林辰的感情很深，大家其实已经把他看成自己的队伍里的一员。1992年，博物馆召开了“林辰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座谈会”，众多学者到会，陈漱渝作了热情的发言，表达了众人的敬意。这是一次难忘的雅聚，林辰也是颇为高兴的。他去世时，正赶上北京出现“非典”，送别的人寥寥无几。鲁迅研究室的王世家、张杰与其家人亲自送先生于八宝山，帮助料理后事，如今想起来这些都是感人的往事。而那本《林辰纪念集》，也是鲁迅博物馆资助出版的。

与林辰先生一起的同事，也各有自己的专长。有的虽然不在鲁迅编辑室，但对于鲁迅与五四文化的研究亦非同寻常。比如曾在人文社工作过的舒芜，对于文章学、《红楼梦》、周作人的研究，是被学界公认的。1997年，我写的《鲁迅与周作人》出版，他看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让我很是感动。与舒芜交往的日子虽然不多，但他的治学方法对我们青年人很有启示。我写过一篇《寂寞心境好读书》谈过对于他的印象，被他作为序言收入《我思，谁在？》一书。此文问世后引起我的一位老师的不满，觉得不该写舒芜这类人，认为他身上是有污点的。但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看法，不能过于简单，至少，读舒芜的文章，要比看那些正襟危坐的“正确的废话”要好得多。他晚年对于周氏兄弟的研究，总有别人不及的地方。

我主持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对于“中鲁”周围的老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重要的资源，对于学术研究都是难得的。许多重要活动，我们都邀请过人文社的专家出席。有一年馆里召开“纪念阿垅百年诞辰”的会议，牛汉、绿原等前辈都来了。牛汉憨厚、正直，没有丝毫伪态。他回忆胡风与阿垅，语带感情，耿介之气飘动。绿原先生温和而有趣，他的声调不高，像个老教授，谈吐多博雅的调子。那次会议不久，我收到《绿原文集》，这已经成了我后来教书的参考书籍。他是有世界眼光的人，集诗人、翻译家、批评家于一身。他译介的《浮士德》和里尔克的诗，都有不俗的韵致。那些关于阿垅、路翎的评论文字，有奇思漫卷，审美的感觉与时风也是不同的。这几位老人与林辰、王士菁一样，是很有涵养的。

人文社是有五四遗风的地方。尊鲁迅，已经成为传统。所出版的胡风、阿垅、路翎、韦君宜、穆旦等人的作品，都有个性的。许多编辑的思想，都深受鲁迅的影响。老友王培元，也是鲁迅的研究者，他编辑了许多鲁迅研究者的文章，像王富仁、王乾坤重要的学术著作，都有他的心血。而且选题往往与时风很远，注重思想性与学术性。我们虽然很熟，但在原则问题上，他是坚持己见、不去附和别人的。2013年，我的《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经由他之手出版。问世不久后，他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我的书中的观点，以为对于周作人的态度有些温吞。这在出版界大概是一个奇事，自己批评自己编辑的图书，看得出为人、为文的不同之处。王培元是愤世嫉俗的人，不会俯就时风。这种精神一方面来自鲁迅，另一方面未尝不染有人文社的固有的色调，让人想起冯雪峰、聂绀弩的某些风度。他退休前，出版了《鲁迅手稿丛编》，似乎完成了一大心愿。他一生坚守在鲁迅的世界里，其乐在己，无论外面有什么风向流转，都未能改变其固有的颜色。

“中鲁”对于鲁迅作品的推广、普及，其功德之大，无论怎么夸赞都不算过。不同时期的《鲁迅全集》，都克服了重重困难，编辑付出的心血之多，这些都非外人能知。那本《鲁迅大辞典》，也是国内许多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现在国内的许多鲁迅的书籍，多依据“中鲁”的版本，连注释也是从《鲁迅全集》中克隆过来的。进入新时期后，人文社加快了新版全集的编校进度，我多次出席过相关的座谈会，聆听到诸多学者的意见和建议，遂感到编撰全集乃是一个编写百科全书般的工作。虽然自己没有加入过注释的队伍，但从人文社的编辑与学者们交流过程可以看到，每一卷书的校勘、注释都来之不易。

没有学识与认真的精神，是难以完成相关的任务的。

2005年，人文社推出了最新版的《鲁迅全集》，记得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作为鲁迅博物馆的代表，我在会议上有个简短的发言。看到新版的全集，想起几代人默默地劳作，眼前晃动着无数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影。历史风潮卷走了尘土，留下的却是无法撼动的精品。从“西鲁”看“中鲁”，隐约感到学术史的脉息，鲁迅研究的成果如何进入文本的解析里，都刻在其间。“中鲁”是一个开阔的天地，吸纳了无数学子劳作于此，也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气象和文化的血脉。它是一本大书，一旦打开，文学史里的动人之景，都会一一浮现出来。

这是不错的，人文社之于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三十余年来，我与几代编辑都有不浅的交情。近年还与《新文学史料》有过合作，真的与有荣焉。人文社邀请我主编的《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恰好在五四运动百年的那一年出版，也算是向无数前辈们的致敬的工作。朝内大街166号，在我看来已经有了文物的价值。那里楼不高，院落也小，但走在那里，像进入历史的长卷，有着一种纵深的感觉。除了鲁迅著作，古今中外许多作家作品都在这里走向世间，可谓人类文明的聚光地。我的藏书，许多来自人文社，无论是现代文学版本还是古代文学版本，对我的教益都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我至今还记得在那里得到《诗经》《红楼梦》《白鹿原》《活动变人形》《应物兄》《北鸢》《晚熟的人》时的快慰。这些书的品相之好，是世人公认的。如今，北京许多地方都起了高楼，但它依然像半个多世纪前一样，静静地立在那个地方。时光一页页翻过，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而冯雪峰那代人的精神却保留了下来。天下诸事皆变，惟静者独难。这就对了，以不变应万变，喧闹里的默想，昏暗里的微明，才有世间的本色。

202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