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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3页）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1949年11月27日，关押在白公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早起将桌上的台历又撕去一页。他没有想到，这本日历就此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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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悲歌？血泪嘱托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下）

侯健美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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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1）

盛国玉如今儿孙满堂，住在老家重庆垫江县。从小到大，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被特务从垫江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

“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乐观情绪多起来，觉得我们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这位87岁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这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伪装、提心吊胆地隐蔽了。在这个心愿实现之前，铁窗下的革命者暂且把热情化作条条建议。“齐亮还提出，新中国要向苏维埃学习，所以鼓励我们学俄文、学英文。”傅伯雍回忆说。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鋕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

罗广斌本来不乐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自传中写道。

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共产党员又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做了说明。但等到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做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们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2）

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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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下令“清理积案”

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天听到了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已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将军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