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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鎛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1000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鎛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3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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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8)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用马大猷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吴良镛院士:“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

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

就在大会堂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它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迟迟没能开工。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大会堂面积的扩充,投资大大超过了预期,大剧院只能被“牺牲”掉了。

传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畅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去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周恩来说,“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最终,“国庆十大工程”被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来,差异确实不小。此时,“能在1959年10月前完工”已经成为进入这份名单的首要条件了。

至于“消失”的大剧院和科技馆,当时的思路是“缓建”而不是“下马”。一年半之后的1960年10月,《建筑学报》还刊出了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领衔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详细方案,从立面图上看,清华设计的大剧院依然采用了柱廊形式,很像是“迷你版”的大会堂。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弘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尽管曾存在种种争议,经过近50年风雨的检验,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成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地标之一。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人民大会堂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向往与寄托,正如冰心所言:“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1999年6月23日,人民大会堂竣工整整40年之后,《建筑创作》杂志社的编辑们敲开了张鎛病房的大门,他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这个奖项颁给了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55座建筑,张鎛设计的大会堂和民族宫连中两元——一周之后的1999年7月1日,世界建筑节这一天,88岁的建筑大师张鎛离开了人世。

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9)

选择在6月23日为张鎛授奖是有特殊意义的——就在这一天,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开幕了,这个建筑界的“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而大会的会址,就选在了人民大会堂。

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吴良镛院士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全世界建筑师共同的“二十一世纪宣言”——

现代城市化规模浩大,速度空前,城市的结构与建筑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旧的三维空间秩序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摧残,新的动态秩序仍在探索之中,尚不甚为人们所把握。传统的建筑设计已经不尽合时宜,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要重视建筑群的整体和城市全局的协调,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在动态的建设发展中追求相对的整体的协调美和“秩序的真谛”。

正如《北京宪章》中写到的一样,人民大会堂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与创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仅反映在施工所需的技术攻关上,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大会堂的设计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看到了局部与整体、传统与现代两种建筑理念不断交锋与融合,看到了建筑理念与政治、哲学、艺术等等“非建筑”理念相互碰撞、影响,最终在同一个建筑物上实现和谐共存的过程——新与旧、破与立、毁灭与重生,这是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必须经历的成长阵痛,而成长的结果,还是要交给时间去证明。

(感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及《建筑创作》杂志社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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