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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国通缉（第1页）

这两个警员愣住了，一动不动，就像两只大灰熊，突然遭到一只小花栗鼠的挑衅。我自己也对眼前这神奇的一幕目瞪口呆，她们居然要求解开我的锁链，而且看她们的样子，好像是决定要从折磨我的人手里把我救出来。

她伸出纤细的手放到我的手臂上。“我是瑞典警察局、国家警察部队的警探简?隆德斯特姆。”她说，又指了指身后的那个美丽姑娘。“这是我的助手，克斯滕?贝尔格隆德警探，我们是来护送你到瑞典的，我想你也知道，你会在那里面临刑事诉讼。”

她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小皮夹，然后把它打开，向那两个法国官员出示了她的证件和一枚小金色徽章。

一名警员一脸茫然地看看他的搭档，而他的搭档则拿出了一叠文件。“他现在是她的囚犯了，”他耸了耸肩说，“把链子取下来。”

我被解除了枷锁。围观群众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口哨声和跺脚声此起彼伏。隆德斯特姆警探把我拉到一边。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讲讲清楚，弗兰克，”她说，“在瑞典，我们一般不使用手铐或者其他管束工具。我自己也从来不把那些带在身上。这一路上，我们不会用任何方式来约束你。不过我们的航班会在丹麦转机，瑞典政府不得不交一笔保证金来担保你在丹麦顺利通行。这些只是常规手续。

“我们在丹麦只有一个小时的停留时间，弗兰克。我必须对法国政府、丹麦政府，以及我的国家政府负责，来确保你被安全押送到瑞典而没有逃跑。现在，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发现瑞典的监狱和法国的截然不同。我想我们对待犯人要有人性得多。

“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弗兰克。我身上是配着枪的。克斯滕也是。我们在射击上都是好手。如果你想开溜、企图逃跑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对你开枪。而且只要我们朝你开了枪，弗兰克，你必死无疑。我说的你都明白了吗？”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十分镇静，没有一丝热情，就像给一个陌生人指路，虽然愿意协助，却不那么积极友好。她打开肩上挎着的大皮包，一堆物品中，露出一把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

我看了看贝尔格隆德警探。她像天使一般的笑了一下，拍了拍她的皮包。

“是的，我明白了。”我说。我真的以为她只是吓唬我的。她们没有一个给我感觉像是安妮?欧克丽【27】。

隆德斯特姆警探转过身，对售票处的服务员说：“我们可以出发了。”女服务员点了点头，从她身后的房间里叫来一个年轻的男服务员。他带着我们穿过售票处后面的一个办公室，穿过行李区，操作区，来到了登机楼梯口。

除了我衣衫褴褛外，我们三个给人感觉就像是普通的乘客。其他乘客对我的着装并不感兴趣，看来他们可能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嬉皮士。

在抵达哥本哈根前，飞机上提供了一份简餐。这只是一份普通的飞机餐，分量不多，但做得很美味，这是我入狱以来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食物。对我来说，这已经算饕餮盛宴了。护送我的两名警官要把她们的那份也让给我，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拒绝她们的好意。

我们在丹麦转机用了两个小时，比预计的要长。这两个年轻的警官迅速把我带到航站楼的某家餐厅，尽管我知道她们不会那么快就饿了，但还是为我们三个点了足量丰盛的午餐。我感到她们完全是为了满足我极度饥饿的胃，不过这次我就不客气了。在我们再次登机之前，她们又给我买了一些糖果和几本英文杂志。

整个路上，她们待我就像朋友，而不是个囚犯。她们坚持让我直呼她们的名字。她们像和朋友聊天一样，询问我的家庭状况，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还有其他一般性的问题。对于我的犯罪生涯，她们只是简短地打听了一下，也仅仅是想知道我在佩皮尼昂监狱里遭受了怎样可怕的待遇。然后我惊讶地得知我在那个鬼地方才蹲了六个月。我真的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

“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没有权利获得假释，不过法官有给你减刑的权力，他给你减了。”简说。我顿时对给我判刑的那位铁面无私的法官感激起来。尤其是想到自己原来只在佩皮尼昂服刑了六个月后，我意识到，如果蹲满一整年的话我肯定熬不过去。基本上没有犯人能熬得过去。

让我意外的是，飞机降落在了瑞典的马尔默，从哥本哈根飞过来只用了三十分钟。我们在马尔默着陆后，取回行李，简和克斯滕带我来到一辆有警方标志的车前，这是一辆瑞典式的蓝黄警车，停在航站楼的泊车点，驾驶座上坐着一名穿制服的警官。他帮我们把行李——其实只是姑娘们的行李，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装进后备厢，然后开车送我们到离马尔默不远的克利潘村庄的警察局。

我被瑞典的警察局迷住了，它更像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客栈，而不是警察驻地。一个脸色红润、乐呵呵的警官出来迎接我们，对简和克斯滕用瑞典语打招呼，对我则用的是略带口音的英语。他还同我握手，像是在接宾客一样。“我一直在等你，阿巴格内尔先生。你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在这里。”

“警官，弗兰克需要看医生，”简用英文说，“我恐怕他病得很厉害，需要立即治疗。”

那时已经快要晚上九点，但警官还是点了点头。“马上，隆德斯特姆警探。”他说着，向站在一旁的一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下手，“卡尔，请把这名犯人带到他的房间去。”

“遵命，长官。”他说完，朝我笑了笑，“麻烦请你跟我来。”我恍恍惚惚地跟着他。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罪犯的，那他们又是怎样对待普通老百姓的呢？

他领我走过大厅，来到一扇巨大的橡木门跟前，他拿出钥匙把门打开，站在一旁示意我进去。当我踏进门时立刻惊呆了。牢房在哪里？这根本就是一间公寓嘛！房间十分的宽敞，透过一扇巨大的窗户可以看到村庄的景色，一张从支柱到床头雕满花纹的大床，上面铺着一张色彩鲜艳的床单，充满田园气息的家具，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里面既有浴缸又带淋浴。墙上装饰着瑞典古代英雄战斗场景的图画，窗户上束着别具一格的窗帘，把它放下就能很好地保护屋内的隐私。

“祝你早日康复，先生。”卡尔带着口音说道，然后就伸手准备关门。

“谢谢你。”我回答。我想再多说几句，但想不出其他的话。他走后，我仔细研究了下这个房间。窗子上用的是很厚的玻璃板，无法打开，门也是无法从里面打开。不过这并没有关系，我根本不想从这个监狱逃走。

那天晚上我没能在我的床上睡觉。几分钟后，门再次打开，简走了进来，还带来了一名和蔼可亲又干练利索的秃顶医生。“请把衣服脱掉。”医生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是简丝毫没有要回避的意思，于是我就脱掉了身上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这样一丝不挂地站在她面前实在是有些窘迫。然而，她的脸上除了关切外没有别的表情。我才知道，对于瑞典人来说，裸体不全和性相关。

医生拿出各种工具，一言不发地这里戳戳那里捅捅，东看看西听听，又是拍、又是摸、又是压，然后把听诊器和那些工具放好，点了点头。“这个人严重的营养不良和缺乏维生素，但最糟糕的是，据我诊断，他还得了双侧肺炎，”他说，“警探，我建议叫辆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

“好的，医生。”简说着便立马跑出了门。

三十分钟不到，我就躺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了。这是一家小医院，干净又有效率，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身体慢慢康复。有个身穿制服的警官一直把在我的病房门外，不过他更像是在陪护，而不是看守。

每天都有人来探望我，不是简就是克斯滕，要么是警官要么是卡尔，每次他们都给我带点东西，一束花、糖果、杂志，或是其他小礼物。

在我住院期间，没有人问到我的罪行，对于审判和对我的指控将近的这件事，也没有人提起。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才回到了我的“牢房”，到了中午吃午饭前，卡尔拿来一张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十分抱歉地说道，“你可以在这菜单上点你想吃的，我们会从餐馆给你送过来。我能向你保证，都是很好的食物。”

的确很好。不出一个月，我的体重又渐渐回到了两百磅。

我出院后的第二天，简过来看我，身边还带了一个神采奕奕、身材消瘦的男人。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隆德斯特姆警探，”她郑重其事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在此被拘留一段时间，同时我还有责任对你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传译员。他英语说得很流利，对你们美国的俚语习语等也非常熟悉。”

我目瞪口呆。“哦，得了吧，简，你自己的英语说得那么好，”我表示异议，“这算什么情况？”

“瑞典法律明文要求，审问犯人时，如果被审的犯人是外国人，那么现场必须有一名熟悉该犯人国家语言的翻译陪同。”简还是用那正儿八经的口气回答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

“法律还声明你有权请律师，在你的审讯期间，你的律师必须全程在场。鉴于你没有资金聘请律师，瑞典政府将为你指定一名律师。她的名字是艾尔莎?克莉斯坦森，今天晚些时候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这些你都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