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宛如铁塔般一动不动,沉默的博卓卡斯替,德鲁日宁不由得说道:“爱国者先生,您是在怀疑我们的动机吗?”
“二十年前的‘大叛乱’期间,在新任皇帝的许可下,那对感染者异常残酷的法令被推了出来。”
“彼时,帝国的各个移动城市都爆发了抗议最新感染者法令的游行,而这些游行里面,大多数都是由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所带领的,您的儿子也曾是其中的一员。”
“不要把我们想象成谄媚权威的无良学者,爱国者先生,在这个国家,只要是个智者,都能看出这个帝国所存在的各种恶疾。”
“只是那场‘大叛乱’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太大了,压制着乌萨斯人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哪怕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也同样如此。”德鲁日宁感慨道。
“直到帝国秩序的挑战者出现,相信我们,博卓卡斯替,我们确实是想为你们的事业做出一点帮助的。”
实际上对方的话不无道理,在19世纪的沙俄帝国,激进思潮并未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而被抹杀,反而传播的越加广阔。
而主要的传播人物,就是那些扎根于村社学校中的教师和知识分子,无论是伊里奇还是约瑟夫托司机、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等人,他们的激进思想的最初来源都是学校里的老师。
这其中,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大作家的影响也有不少关系,毕竟这些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几乎都是同情农奴和贫民工人、厌恶憎恨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左翼作家
博卓卡斯替暂时接受了德鲁日宁等人的说辞,但他还是相当疑惑,为何这群知识分子会在这时候提出想要加入公社的事务。
“因为至少从这十天以来,以及今天的谈判来看,你们并不喜欢嗜杀。”德鲁日宁解释道。
“当然,那群黑帮成员当然是死有余辜,毕竟在你们还未到来之前,这些黑帮背后往往有着大贵族站后台,而这些黑帮则替那些大贵族做脏活。”
“可一旦你们表现的过于杀戮一点也许我们就不会过来了。”
这其实也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带有的小布尔乔亚的通病。
比如在高卢,当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当时经常在书中揭露了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可以说是妥中妥的左翼作家维克多雨果,却对巴黎公社表现出了不理解和抗拒,甚至认为巴黎公社太过暴力和残酷,认为公社只是底层暴民的狂欢罢了。
可等到公社被镇压后,雨果又在报纸上愤怒的谴责当时的高卢卖国政府,同时还让巴黎公社的流亡社员在自己的房子住宅里避难。
在之后,雨果甚至还在日记里表达过了对巴黎公社的思念也是醉了。
而在乌萨斯帝国也同样如此,列夫托尔斯泰憎恨自己的贵族出身,同情农奴的遭遇并试图解放自己村社的农奴,在莫斯格勒居住时,托尔斯泰时常访问贫民窟,帮助那里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贫民。
托尔斯泰甚至公开表示自己同情革命者,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然而在1905年的有着伊里奇等众多名人参与的十二月武装起义时,也许是因为这个1905革命同样表现的太过暴力,毕竟都被称为“武装起义”了啊。
所以当时的托尔斯泰也表示了对十二月武装起义的不赞同。
然而,等到起义失败,沙皇大肆杀害流放革命者后,托尔斯泰又极为硬气的撰文斥责沙皇的残酷行为,到了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他也开始怀疑起自己那所宣传的和平稳定、不抗恶的思想,甚至在临死前的那两年里也转而又认同激进的革命了。
从雨果和托尔斯泰的表现中都可以看出,这种带有进步色彩的知识分子无疑渴望改变,认同革命,但对于流血和杀戮又极为抗拒。
真是拧巴。
与博卓卡斯替对话的包括德鲁日宁在内的明斯克知识分子和学者也同样如此,但因为从公社军队解放明斯克城以来,军事戒严期间没有杀过什么人,而且还帮助了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感染者。
同时虽然后面杀人了,但杀的也是那些本该死的残忍黑帮,而且又提出了各种废除奴隶和农奴村社制,改善底层人生活的法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认同起了这伙“叛军”。
而更重要的是之前的谈判上,小小琳他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对明斯克的本地势力下死手,如果真按照塔露拉的那“镇压一切反革命,一切权力属于公社!”的话,这群进步的知识分子是绝不会站出来为公社这伙叛军服务的。
只能说还真是歪打正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