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民间,有许许多多代代相传的关于“孝”的故事。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有许许多多颂扬“孝”的诗词、歌赋、戏剧、文学作品。
我认为——这是人类人性的记录的一部分。何以这一部分记录,在世界文化中显得特别突出呢?
乃因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
人口众多,老年现象就普遍,就格外需要有伦理的或曰“纲常”的原则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农业大国两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现象就普遍,哪怕从农村迁移为城里人了,大家族相聚而居的农业传统往往保留、延续,所以“孝”与不“孝”,便历来成为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相当主要的民间时事之内容。而文化——无论民间的文化还是文人的文化,便都会关注这一现象,反映这一现象。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它是全世界唯中国才有的关于“孝”的“典范”事例的大全。想必它其中也不全是糟粕吧?我没见过,不敢妄言。
但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二十四孝》中“王小卧鱼”的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叫王小,家贫,母亲病了,想喝鱼汤。时值寒冬,河冰坚厚。王小就脱得赤条条的,卧于河冰之上……
干什么呢?
企图用自己的体温将河冰融化,进而捞条鱼为母亲炖汤。
我就不免地问:为什么不用斧砍个冰洞呢?
母亲说他家太穷,没斧子。
我又问:那用石头砸,也比靠体温去融化更是办法呀!
母亲答不上来,只好说你明白这王小有多么孝就是了!
而我仍百思不得其解——倘河冰薄,怎么样都可以弄个洞;而坚厚,不待王小融化了河冰,自己岂不早就冻僵了,冻死了么?
“孝”的文化,摈除其糟粕,可折射出一部中国劳苦大众的“父母史”。
姑且撇开一切产生于民间的关于“孝”的故事不论,举凡从古至今的卓越人物、文化人物,他们悼念和怀想自己父母的诗歌、散文,便已洋洋大观,举不胜举了。
从一部书中读到老舍先生《我的母亲》,最后一段话,令我泪如泉涌——“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相信季先生这一位文化老人此一行文字的虔诚。个中况味,除了季先生本人,谁又能深解呢?
季先生的家是“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他的家更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
离家八年,成为清华学子的他,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家乡——“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写于一九九四年)学贯中西的老学者,写自己半个世纪前逝世的母亲,竟如此的行行悲,字字泪,让我们晚辈之人也只有“心痛!心痛!”了……
萧乾先生写母亲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摘录至此,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大学生的困惑和诘问。我想,她大约是在较为幸福甚至相当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压力,目前而言恐怕仅只是高考前的学业压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约也是人生较为顺达甚至相当顺达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对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与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吧?当然,既为父母,这操心还会延续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否出国?嫁什么人?洋人还是国人……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