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绝大多数的个人隐私都保持着“关我屁事”和“关你屁事”的原则。
而当她需要知道一个秘密的时候,那么一定是对方想要告诉她秘密的时候。
而钱钊从来不主动谈起这些,像是刻意将过去封存,不让它渗透进现在的生活。
她唯一的了解就是钱钊的原名叫招娣。
意味着她的出生从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迎接那个“真正该来”的孩子。
她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是父母用来试探命运的一枚棋子,是个本不该留下的过客。
但更讽刺的是,钱钊这一生确实“招”来了个弟弟,那个比她小了四岁、从小被娇养着的“耀祖”。
程心从未见过钱钊和家里人联系。连一个电话都没有,甚至连一句“过年回家吗”都不曾听她提起。她一直觉得奇怪,但钱钊总是笑着岔开话题,说:“有什么好说的?不联系不是更好吗?”
她当时没深想。
直到钱钊病倒。
*
那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她们谁都没有想到。
病发时,程心正在外地出差,等她匆匆赶回来,钱钊已经进了ICU,昏迷不醒。
医生告诉她,是长期劳累和积劳成疾导致的病变,如果早些休息,或许还能撑几年,可人的身体不是铁打的,该垮的时候还是会垮。
但钱钊没有休息的资本。
从十几岁开始,她就在努力逃离那个家。努力读书,努力打工,努力攒钱,努力留在国外,努力让自己活得体面一些。她没有资格生病,也没有资格倒下。
但老天爷向来是不长眼的。
程心在医院里等了整整三天,等来了钱钊的死亡通知书。她站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握着那张薄薄的纸,几乎觉得自己也失去了所有力气。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唯一想到的,是联系钱钊的家人。
她找到钱钊的手机,翻到了那个她从未见过钱钊拨打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哦,死了啊?”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平静得像是在听别人家的八卦,“那她钱呢?”
程心愣住了,“你说什么?”
女人叹了口气,像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甚至带着点隐隐的不耐烦:“她银行卡上不是还有存款吗?怎么处理?”
程心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她的手指用力抓紧手机,指节泛白,声音带着颤抖:“……她还躺在医院的冷冻柜里,你们不想把她带回去吗?”
“带回去干什么?”对方语气漫不经心,“反正她也不在了,骨灰能值几个钱?不如把钱留下来,还能给她弟买套房。”
程心说:“她的骨灰,你们想要怎么处理,寄回国吗?”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运费谁出啊?骨灰这么重,寄回去又没什么用。直接丢在那边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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