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手·敦云(撞车派对玩家):真可谓是扯淡。回顾这一切。太扯淡了,不过有时候我又不觉得扯淡了,就是在刷牙时,我把牙膏吐在了马桶里,而不是洗脸池里的时候。惯性。我从来没有想过口水其实是我的唾液,我从未考虑过我的狗总是在喝马桶里的水。
杰恩·麦里斯(音乐人):你记得人们是什么样吧。有传言称夜行者在商店里拿起苹果,在苹果上舔上几口,然后再把苹果放回去,他们希望以此能让昼行者受到感染。另外一些传言称夜行者会在白天的时候从高层建筑的窗口往外吐口水。
老驴·纳尔逊(撞车派对玩家):柏林墙……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开的地段……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线——八点钟的晨禁令不就变成了这些东西吗?
高尔顿·奈(市议会议员):我对夜行者最主要的担心就在于他们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把我叫作“偏执狂”。没有人可以说我心存偏见。让这些人了解一下吧,我自己的女儿就是所谓的“夜行者”,我自己的女儿。这已经是将近三年前的事情了。
老驴·纳尔逊:再过多久昼行者就会认为每一个夜行者都得了狂犬病呢?在餐饮行业?在医疗保健中心?托儿所呢?你知道还有哪个昼行者仍在雇佣夜行者吗?
射手·敦云:我养的是一只三岁大的哈巴狗,名叫桑迪。她总是对一个网球追个不停,到最后就累得只能让我把她从公园抱回家。回家的一路上她都一直睡着。
我知道自己没法再强化高峰体验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真可以说是蠢得够呛了。
杰恩·麦里斯:记得吗?你还听到过这样的传言,说有的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了感染,道晚安的时候,他们亲了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父母亲了自己的孩子,结果就把狂犬病给传染出去了。领受圣餐的时候会众共用同一只高脚杯,这又是另外一则到处流传的事情了。说的是全体天主教徒或浸礼会教友如何患上狂犬病的故事。
射手·敦云:我的哈巴狗桑迪整日都睡在我的床上,她的小脑袋就枕在我脑袋旁边的枕头上。就像是一台小推土机一样在我的被子底下推来推去,绕着我的脚兜兜圈子,一路推过来,直到自己的脑袋从被子底下钻了出来才罢手。真可以说是一个人了。桑迪甚至还会像个小人儿一样打着呼噜。她听得懂“捡回来”“打个滚”,还有“等一等”。
高尔顿·奈:尽管她的母亲和我曾经试图提醒她,可是她根本就不理会我们。我们努力让女儿学会分辨是非黑白。我们恳求她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傻乎乎的青春期叛逆行为上。我们已经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白天还是夜晚,这完全是有意识地在对生活方式做出选择,可她连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老驴·纳尔逊:知道吗,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战犯身上进行那些骇人听闻的实验之前,约瑟夫·门格勒医生[148]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类学家?你知道吗,门格勒曾经走遍非洲,采集人类的血样和病毒样本,他毕生的梦想就是查明究竟有哪些因素可以证明不同人种的血型存在着差异,从而发明出针对某个具体人种才有效的疫病?
知道吗,门格勒的很多发现都作为“回纹针行动”[149]的一部分来到了美国,由于这个项目,中情局对纳粹科学家网开一面,给了他们新的身份,只要他们答应交出门格勒的研究成果?
杰恩·麦里斯:最侮辱人的莫过于你对他说“别当那号口水虫”,或者“别当着我的面发狂犬疯”。夜行文化没能保留住非法的精英地位,相反,它变成了受人唾弃的东西。“这太太太太太太夜行了……”这一句话就足以打发掉一切了。
高尔顿·奈:我们的女儿从基督之路学校毕业了,她还是在典礼上致辞的毕业生代表。这说明她的平均成绩在将近四十个学生的班级里排名第二。她是我们这个教会里的一名少年牧师助理,连续三年。最后一年她还进了学校的足球队,首发球员。她母亲和我雇了一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就在她跑掉一个星期的时候。花了那么多钱,那个侦探也就只给过我们一张她的照片。她跟一个男孩坐在一辆破车里,她那一侧的车窗下还用白色的颜料写着“新婚”,她戴着头纱,大笑着。那个男孩穿着白衬衫,扎着领结。我们一直希望能在教堂里给女儿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我们曾经那么憧憬这一切,现在这张照片把她母亲的心给伤透了。
《圣经》说:“不要为堕落者哭号,失去他们胜过拥有。”[150]
五千元就换来这么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买到的只是我们的崩溃。不过,至少我们知道了那个夜行的杂种到最后还是娶了她。
射手·敦云:我对歌里是怎么唱的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有时候亲嘴不仅是亲嘴而已。毫无疑问。我的猜测是,在接受治疗之前,每次被蝙蝠或者臭鼬咬上一口的时候,吼吼就不经意地让狂犬病又增强了一点点。不管吼吼是否有过这样的企图,他都孵化出了一种医学专家们根本碰不了的病菌。
菲比·特吕弗博士(流行病学家):在吼吼型病毒得到确认之前,世界上仅有两种无法被治愈的狂犬病毒,它们均来自非洲,一种叫作“莫科拉”病毒,另一种是“杜文海格”病毒。
高尔顿·奈:《圣经》说:“……若孩子堕落至此,双亲的监护便无益了。”记住这句话。
老驴·纳尔逊:你读过基辛格的报告吗?他很可能在1974年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亨利·基辛格在报告中警告对于美国的未来而言最大的威胁就是第三世界各国人口过多的问题,读过吗?是怎么说的?我们需要非洲的矿产和自然资源?要不了多久,这些香蕉共和国[151]就会随着人口的过度增长而四分五裂?若想保住自己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局面,美国就只能削减第三世界的人口?
1975年左右,艾滋病病毒出现了,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吗?
你明白“削减人口”的含义吗?
杰恩·麦里斯:在《I-SEE-U法案》的框架下,反排外法律法规保证了无论是具有昼行身份还是夜行身份,所有人对公共场所都具有同等的使用权。可是,依我说,人们现在已经对健身器上的汗水产生了偏执的恐惧,这一类东西都一样,就像苹果上的口水,好玩的场所——酒吧、餐馆和理发店——在夜里全都关着门。
两种文化分享着同一个城市,可是它们彼此却越来越分道扬镳。
老驴·纳尔逊:你怎么解释这一点——艾滋病在非洲的第一次大爆发出现于传教团体主办的医院里,在那里,信基督的志愿者重复使用注射针头给当地的小孩子进行天花和白喉的免疫接种?听起来耳熟吗?可能有几百万的孩子。难道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1976年到1980年之间在西非的有些地方感染曲线从0。7%升到了40%吗?
想到这种情景,你还愿意冲进随便一家公共诊所,排队等着各种免费接种吗?
菲比·特吕弗博士:任何一种疫苗都具有一点儿注射后感染脑炎的风险,所以必然还是会有一些对接触病毒前的预防治疗具有免疫能力的人出现轻微的狂犬病病症,并需要接受额外治疗。由于接种人群的总量,对病人进行跟踪的想法不具有现实性,没错,至少有两位患者有可能死于免疫接种。
射手·敦云:又一天的早上,醒来后我看到我旁边的枕头浸满了口水,我的狗在睡梦中流了那么多的哈喇子。哈巴狗流口水流得不是一般的多,所以我想都没有多想。的确,我是在拒绝接受现实。
菲比·特吕弗博士:在目标人群中间谣言愈演愈烈,这些谣言对与疫苗接种相关的死亡病例进行着夸大和误读,这种情况挫伤了人们全面投入进一步治疗的积极性,这样就确保了病毒在夜行者人群中能够得以稳定而显著地积蓄起来。
射手·敦云:吼吼·凯西总是说:“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永远都是现在……”这句话可真算得上是话里有话了。
我想吼吼的意思是我们就生活在当下的现实中,不管之前有过什么,不管我们曾经多么深地爱过一个人或者一条狗,只要它袭击了我们,我们就会对出现危险的那一刻做出反应。
老驴·纳尔逊:在一份政府报告里有人提出建议要削减非洲的人口,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整整几代人都已经奄奄一息了,这难道不奇怪吗?艾滋病的蔓延对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如黄金和钻石——的前欧洲列国殖民地——如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造成的打击最为严重,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射手·敦云:像我有过的那种好狗,我却让她喝我的口水。有时候我蠢得都没法再蠢了。肯定的。
一天晚上,我听着十分钟的那次戒严警报醒了过来,桑迪就站在我的胸口上,那张典型的哈巴狗的脸正在往我的脖子上滴着口水。她的黑嘴唇龇开了,每一颗牙齿都露了出来,连发黄的牙根都露了出来。她喷在我脸上的气息很烫。她还像平日一样一蹦一跳地抓着网球。我看着桑迪压低了身子,准备扑向我的喉头。她不停地蹦着,在她蹦起来的那一瞬间,我把好多毯子和床单都扔到了她的身上,我把她裹了个严严实实,免得她逃出去。桑迪向来还没有一个十六磅的保龄球重,所以我用了一堆毯子就轻轻松松地逮住了她。只是,她已经变成了一个“狼人”,声嘶力竭地嚎叫着,在毯子里面撕扯着,我的毯子太旧了,就是一堆破毛絮而已。一只小小的哈巴狗爪从被抓开的毛毯裂缝中伸了出来,我看到了她黑色的趾甲。毯子也被她的口水给打湿了,抓在手里感觉就像是用一袋湿乎乎的纸巾抓着一只小狼獾似的。又是一只爪子。她就要钻出来了,要来咬我了。为了吓唬住她,没准还能把她弄昏过去,我甩了甩手里的包裹,好让它撞在墙上。桑迪还在里面嚎叫着,拍打着,所以我又照着墙上甩了一下手里的包裹。她还是挣扎,于是我继续把她往墙上撞着,直到住在隔壁的邻居也开始砸墙我才停了手。一分钟的警报也结束了,宵禁铃响了。我拎着那一团毛毯,砸过的墙壁上糊着一团红色的东西。用来砸墙的那团毛毯也浸满了红色的东西。还滴滴答答地淌着红色的东西。我的邻居还在一边砸墙,一边冲我嚷嚷着,叫我不要再吵了。可是,桑迪没有动弹,也没有吵闹。跟“老黄狗”[152]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