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个故事:
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一个金币,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后,他把3个仆人叫到面前,想知道他们赚了多少钱。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个金币,我已赚了10个。”于是国王奖励了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个金币,我已赚了5个。”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个金币,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个金币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20世纪60年代,这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被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归纳为马太效应。今日我们回过头来看,突然发现,上帝似乎把这种现象撒播得无处不在。
富人享有更多的资源:金钱、荣誉以及成功,穷人却变得一无所有。在人类资源的分配上,《马太福音》所预言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现象更是十分明显。
有人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处于经济黄金时期的美国人是越来越富了,还是越来越穷了呢?这个听起来近乎可笑的问题却有一个让许多美国人深思的答案:相对而言,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了。
现在美国民众蓦然发现,在一片繁荣的喧嚣中,贫富之间的大峡谷正在无声地裂开,而且越裂越宽。
据美国华盛顿预算及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政策研究所发表的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家庭平均年收入137000美元(税后)左右,而最穷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3000美元,不到高收入家庭的110。调查还发现,最穷的家庭在过去的10年中收入增长不到1%(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而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5%。美国前三名巨富(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保罗·艾伦)个人财产的总和更是超过了全球43个最穷国家国民生产值的总和。种种数据显示,美国财富的聚集度已达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统计还表明,目前最富有的国家占有全球85%的国民生产总值。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富有的国家与最穷困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
不仅国家和地区如此,个人的财富也是如此。电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1994年赚进了1。65亿美元。加梅,美国收入最高的律师,赚取了9000万美元。而众多拥有同样才干的电影导演和律师,往往只能赚到这些额度的极小部分。
企业界同样逃不掉这样的规律。比如美国汽车市场,通用和福特双雄并立,稳定的业绩和利润能够保证其生存不出现问题,而排名第二的克莱斯勒就一直在生死线上挣扎。虽然艾科卡一度给这个公司带来辉煌,但终究还是“人算不如天算”,几经沉浮之后,终于被奔驰公司收购。一个成熟的市场往往被市场占有率第一、第二的企业所主宰,大多数公司都很难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几乎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事实。
美国人山姆看起来是个“抠门”的老头儿,因为他每次理发都只花5美元——当地理发的最低价。他在生活中过着最简朴的生活,他穿一套自己商店出售的廉价服装,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小货运卡车上下班,车后还安装着关猎犬的狗笼子,戴着一顶折价的棒球帽。表面看上去,他和我们普通人都一样,但是这个老头很随便地就捐出了1亿美金。他何以如此慷慨?因为他是全球第一商业帝国沃尔玛的主人。
亚马逊网上书店的老板杰夫·贝索斯资产上亿美元,却驾驶着一辆破旧的本田轿车,并公开赞扬节俭。他曾经宣称:“我不认为财富真能使人改变。”但说过这句话不久,他就迁离了在西雅图闹市区的900平方英尺(约84平方米)的住处,搬进位于麦迪纳林阴郊区滨河的千万美元的豪宅。同样住在此地附近的人士还包括微软公司的几位亿万富翁:比尔·盖茨、乔·谢利、纳森·米尔沃德。此后,7000平方英尺(约650平方米)看来也嫌小了,贝索斯于是决定将新宅扩建。而同时,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领着失业救济金的黑人妇女马吉娜却在为自己不足150平方英尺的房子是否会容得下几个孩子睡觉而发愁。
无论人们如何否认,富人和穷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愈演愈烈”——贫者越贫,富者越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