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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慎独克欲曾国藩的修心养性之路（第1页）

O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曾国藩作为道德修养的楷模，他在修心养性方面可谓是参透了传统智慧的精华。他志存高远，时刻保持学习，每日三省其身，主静慎独，去欲主静，息心去傲，不断改正的过失，善于知足，讲究谦让，这让他的内心越来越强大，从而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

曾国藩语录：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份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

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作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除了慎独之外，曾国藩还把每日三省作为每天必行的修身方法。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

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

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的这两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两条是很有用的。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这种修身传统几乎断绝，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去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是为了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其次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人很难有人这样理解了。

静以养心，不生妄念

曾国藩语录：一经焦躁，则心绪不佳，办事不能妥善。

曾国藩认为，除私欲，戒妄念，静以养心是一个人修身成为圣贤一大要素。实际上他也这么做的。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曾国藩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妁“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月不违，可以说是洗尽杂念，隐居退藏，他是在静极中体会真乐趣的人啊!

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环境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动，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往来于人世，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薄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这与佛教“断妄念”的观点是一致的。

全部佛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断除妄念。妄念，又叫妄想。我们头脑中不断想事情，种种念头、种种幻想，都像电影一幕一幕过去，又像奔流不息的瀑布，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

这种想事的心，就是“妄心”。断妄心、除妄念，实在不易，正如古人所说：“断妄念如断四十里流。”但妄念中大量的功名利禄之心、患得失之心、妒嫉之心、非分的欲望、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等等，却是可以努力戒除的。

不与人搞攀比，这样内心才能宁静而不浮躁，也讲不攀缘外境，要随遇而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既擅长治病，又擅

长养生。张仲景精通养生术的核心是：清心寡欲，排除杂念，思想清静，决不见异思迁，想人非非，并注意消除嫉妒心理。他在当上大官之后，仍把权、势、钱看得淡如清水，从不为身外之物烦恼，继续专心致志地攻读医书，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德行。他每天利用空余时间为广大百姓治病，没有一点架子，随叫随到；对来就诊者，不分亲疏、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并且一概不收报酬，只收成本。对无钱买药的穷人，他还解囊相助。他这样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有一天，夫人抱怨说：“我们没有指望你升官发财，和你享福，可是你每天忙，我们陪你忙，还把钱财搭进去，我们也并不富有啊!”张仲景听后坦然一笑说：“此为人生区区小事，何必去多想!”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去除一“私”字，多少烦恼忧愁化为乌有!正如曾国藩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