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聪明的人,只有善于思考的人。因此,做人一定要学会动脑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想在这个高智能的时代生存,就必须首先提高我们的脑力,即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呢?首先我们需要的就是改变传统的学习观念,要认识到提高思维能力和学习知识是两回事,前者是求诸于内,是培养智慧;后者是求诸于外,是积累知识。
会动脑筋的人才能出彩
一个城里男孩凯尼移居到了乡下,从一个农民那里花100美元买了一头驴,这个农民同意第二天把驴带来给他。
第二天农民来找凯尼,说:“对不起,小伙子,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驴死了。”
凯尼回答:“好吧,你把钱还给我就行了。”
农民说:“不行,我不能把钱还给你,我已经把钱给花掉了。”
凯尼说:“OK,那么就把那头死驴给我吧。”
农民很纳闷:“你要那头死驴干嘛?”
凯尼说:“我可以用那头死驴作为幸运抽奖的奖品。”
农民叫了起来:“你不可能把一头死驴作为抽奖奖品,没有人会要它的。”
凯尼回答:“别担心,看我的。我不告诉任何人这头驴是死的就行了。”
一个月以后,农民遇到了凯尼,农民问他:“那头死驴后来怎么样了?”
凯尼说:“我举办了一次幸运抽奖,并把那头驴作为奖品,我卖出了500张票,每张2块钱,就这样我赚了998块钱。”
农民:“哇!那群人没有把你打死!?”
凯尼骄傲地回答:“只有一个人会来打我,就是那个中奖的。所以我把他买票的钱还给他就没事了!”
许多年后,长大了的凯尼成为了安然公司的总裁。
思维的独创性是创造性思维的根本特征,创新就是要敢于超越传统习惯的束缚,摆脱原有知识范围的羁绊和思维过程的禁锢,善于把头脑中已有信息重新组合,从而发现新事物,提出新见解,解决新问题,产生新成果。这样的突破常规的例子数不胜数。
暑假前,16岁的佛瑞迪对父亲说:“我要找个工作,这样我整个夏季就不用伸手向你要钱了。”不久佛瑞迪便在广告上找到适合他专长的工作。第二天上午8点钟,他按要求来到纽约第42街的报考地点,可那时已有20位求职者排在队伍的前面,他是第21位。
怎样才能引起主考者的特别注意而赢得职位呢?佛瑞迪沉思良久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把纸折得整整齐齐交给秘书小姐,恭敬地说:“小姐,请你马上把这张纸条交给你的老板,非常重要!”“好啊,先让我来看看这张纸条……”秘书小姐看了纸条上的字后不禁微笑起来,并立刻站起来走进老板的办公室。结果,老板看了也大声笑了起来。原来纸条上写着:“先生,我排在队伍的第21位。在您看到我之前,请不要做任何决定。”最后,佛瑞迪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很显然,这是佛瑞迪善于思考产生的效果。佛瑞迪的故事和成功经验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会动脑筋思考的人总能把握住机会,并妥善地解决问题,成功离不开睿智的创意。
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
我们从小生长在一个社会里,很自然地会将那个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尽管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某些东西,但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几乎是从不会怀疑的——一切本该如此。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进入另一个社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政治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下同样正常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和震惊。于是,我们对自己社会中的一切所保持着的简单而坚定的信念便开始渗入一丝怀疑。
这也许是许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的最深刻也是最复杂的感受之一。一个读电子工程学的29岁的研究生说,他出国半年后,突然对自己在国内时常常要向领导“汇报思想”——对此,他以前觉得很正常——觉得不可思议起来了:“我的思想干吗要向他们汇报呢?”
另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33岁的博士生说,初学美国政治学,听教授讲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弱政府”以保证政府无法控制个人时,他大惑不解。他在中国听惯了“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而且,自己也向来认为政府是应该加强,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就像人类的思维无法摆脱人类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样,我们也很难真正超越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局限。我们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社会所代表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正常的,并毫无怀疑地予以接受。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基于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中,“对错”意识,是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几千年来,它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即使在今天,无论在任何口号——“自由”、“平等”或“革命”、“民主”——掩护下,它都最终会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而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则主要还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这种基于“对”和“错”观念的辨别而“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悲剧时期。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他社会的一切。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因此,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见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自己意识的局限。
让自己比别人多想一点
在欧洲,有一个国家的妇女有戴大帽子的习惯,即使她们进剧院看戏也不脱帽。有时进剧院看戏的妇女多了,整个剧院犹如一大片七彩的巨型蘑菇绽开其中,严重影响后排观众看戏。为此,观众常给剧院经理提意见:要么让女观众脱帽,要么给我们退票。经理只得上台劝说女观众脱帽,每次都无济于事。有一次,当观众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经理只得再次登台劝说,女客们仍照戴不误,顿时场内秩序大乱。这时一个小职员附在经理耳边说了几句话,经理疑惑地看着他,说:“这样说行吗?”小职员笑笑说:“您试试看。”
于是,经理又一次对观众说:“这样吧,为了照顾年老一点的女客,她们可以不脱帽;年轻漂亮一点的女客,希望你们把帽子脱下来。”这句话还真灵,全场女客一下子把帽子都脱了下来。因为谁都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是老太婆。
这一故事中,小职员就运用发散思维,另辟一条让女客脱帽的蹊径;光说“脱帽”不起作用,何不利用人的虚荣心理,用一句“不脱”让她们自己脱下呢?没想到还真起到了作用。
其实有很多灵感可以让你达到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