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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塞在了我的剧中！’用《火》剧本与《太阳部落》对照，可以看出：《太阳部落》第一幕‘天祭’，用的是《火》剧第一幕‘山顶之夜’和第二幕‘火的召唤’的部分；第二幕‘火祭’，用的是《火》剧第四幕‘光明颂’和‘火的召唤’部分。而刘润的原剧本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内容。还可以看出，《太》剧里女主人公与《火》剧主人公酷似，两剧的风格近似，主题相同，服装道具接近……”

《太阳部落》的第二次演出是在一个多月后。由于涂小雷的非议，剧本头二幕作了部分修改，特别去掉了涂小雷称作移植的那部分。

《太阳部落》在继续演下去，而涂小雷的七年心血是全部落空了。这七年，对她这个已不再年轻的女子来说，付出的是多么大的代价呀。

谈到涂小雷的失望，李仲林对记者说：“为什么一个醉心于舞蹈创作的作者会遭到冷遇？像我这样一个导过20多台戏的专业人员，有时不也照样晾着吗？”

刘润对涂小雷的遭遇也表示同情。但他对记者说：“我同情她，但对舞蹈这样几度创作的艺术形式，划分著作权困难重重。”

尽管困难重重，涂小雷决心争回自己的一份权利，讨回这个社会的公道。当记者问起她的创作，问她为什么选择中国猿人这样的形体作为艺术形象时，她回答说：“选择猿人的佝偻体形，就是渴望站立！”

在经过多方交涉没有如愿的情况下，涂小雷决定打一场官司。这个默默无闻的弱女子，再一次抱病赴沪，将一纸诉状递给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陈诉了被侵权的经过后，她提出：“为维护我的著作权，请求法院确认李仲林编导的大型舞剧《太阳部落》剽窃了《火》剧剧本，并判令被告李仲林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人民币1万元。”

涂小雷的诉讼得到了新闻界和法律界部分人士的支持。在上海各主要报纸刊登此案消息后，首都一些报纸也披露了此案情况。上海著名律师朱妙春决定为涂小雷义务担任代理人，北京的著名律师张赤军也愿意帮助涂小雷打赢这场官司，并表示不收取代理费。

但是，涂小雷连律师赴沪的机票和食宿费也担负不起。她经济上十分拮据，而且需要为即将施行的心脏病手术准备1万多元治疗费。为了筹集打官司所需费用，她只好四处奔波，同时，为了征得社会各界的进一步支持，她又在奔走呼号。

这场官司的结局，也许不会像她想象的那么圆满，也许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讼。她已经被耽误了几年，现在还必须为剧本、为自己的权利再奋斗几年。但她认为，这种奋斗是值得的，就是死了，也要争回权利。

不过，这位弱女子并非没有一点踌躇。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的时候，她听说对方组成了6位律师的庞大辩护阵容，而她这方面只有一位义务性的律师，而且不能排除这个案子的审理会受到来自社会其它方面施加的压力。因此，她担心自己最终仍会败下阵来。但许多有正义感的朋友则为她鼓劲说：即使打不赢，你也是胜者了，因为你反抗过，没有向强者屈服。

我们的社会历来是同情弱者的。但这种同情往往仅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这些遭受侵权的弱者更需要的则是法律的支持。

法律支持了弱者，最终，涂小雷胜诉。

被侵权的弱者，包括学生、徒弟、晚辈、下属、默默无闻的人，也包括犯了错误的人。如果因为他们是弱者，是犯了错误的人，就剥夺其著作权，这是与著作权的原则相背离的。即使是犯了罪被判了刑的人，其著作权也不容剥夺。

陕西省第一监狱一位犯人在服刑期间创作了剧本《径阳之战》。他托一个要好的看守，将剧本送到县文化局一位干事手里，希望这位干事帮忙，让剧本公开演出。

这位干事帮忙可算是帮到底了。戏排了出来，公演了，又制成了录像片。但是，剧本的编剧署名，不是创作剧本的犯人，也不是送出剧本的看守，而成了那位文化局的干事。这桩官司打到了陕西省版权处，版权处理所当然地把剧本的著作权认定给作者。

也许那位干事认为，犯人不应当享有著作权，占有犯人的劳动成果是无所谓的事。

然而，犯人也是人。犯了错误的人是人，给老师当学生的是人，给父亲当儿子的是人，给主编当配角的是人……绝不允许恃强凌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著作权面前人人平等。

版权——人权

·　版权的实质是人权　　　·　马克思主义并不回避人权　　　·　关于职务作品的争论　　　·关于法人作者的争论

著作权法的起草过程及整个立法过程，就是我们对人的权利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或干脆点说，是对人权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

起初，有的同志把版权法即后来的著作权法，理解为一部限制人的权利的法律。他们认为，法嘛，就是要管人的。当他们知道，著作权法有别于其它法律的重要特征，是给予和保障人的权利的时候，他们有点紧张了：这怎么得了，难道它不导致作者的个人主义膨胀？

当著作权法起草小组召集部分部委的同志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有人当场提出：“不能给作者个人的权利太多，不然他们会翘尾巴。”有人甚至提出：“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体现在每一个法条上。”

随着对版权法的认识的深化，人们才意识到，以前的那种说法不仅荒唐，而且无知。版权的本质就是个人的权利，版权法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否则，它就不是版权法，而是别的法律了。

版权法从它在世界涎生的那一天起，就无异于向全人类发布了一项人权声明。它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封建阶级的“君权神授”理论相比，它代表着人类历史的一大飞跃。资产阶级声称要把人权从封建专制手中夺回来交给公民，同时也把版权从封建专制手中夺回来交给作者。正是在同封建特权的斗争中，“版权－―　人权”的理论在欧洲大陆发展完善起来。

与英美法系将版权强调为财产权不同，欧洲大陆法系更强调版权的人权性质。后者认为，版权中的人格权即人权比财产权更重要。受卢梭思想影响较深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说过这样的话：作品是人格化的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的延伸，是作者人格的反映。因此，侵犯了作品的版权，就是侵犯了作者的人格，就是侵犯了人权。

马克思主义并不回避人权，同样也不回避版权。在马克思设计的人类理想社会制度中，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和广泛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物的规律的科学，同样是关于人的活动的科学。人是万物之灵长，人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他有高度的理智而丰富的感情，具有独有的善于思维的大脑，并能使自己生命活动的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所有作品，都是人的作品，都是创作者运用抽象的艺术、巧妙的布局、科学的语言、熟练的技巧进行艰苦思维的产物。作品中的任何描述，都反映着作者人格的色彩，渗透着作者心灵的独特感受。作品即人格，作者对作品享有的权利，即人的权利。抹杀了这种权利，就等于抹杀了人的存在，抹杀了人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害怕讲人权，也害怕讲版权，同时害怕把版权作为个人的权利。我们曾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版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既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一定是坏东西。这种认识上的绝对化导致我们在版权上的错误，对作品、对人才的错误。这种错误使整个国家吃尽了苦头。

在我们承认了版权，承认了版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之后，在究竟给予作者个人多大权利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并有过激烈的争论。

比如说，个人与单位的关系，最初，在著作权法草案中采取了类似专利法的规定，即凡是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完成的创作，就属于职务创作，作品的版权归单位所有。这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单位里的人，是按照领导要求创作的，就无权在作品上署个人名字，无权领取稿酬。

很显然，这样一条规定不利于保护作者个人的权利。在中国，自由职业者毕竟是很少很少的，绝大多数作者都吃的是官饭。无论是职业作家，编剧或是导演，他们都从属于一个单位，拿着国家的工资，他们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体现着单位的意志。如果因此就把他们的作品看作是职务作品，而剥夺作者个人应当得到的权利，那就无法调动其创作积极性，也就违背了制定版权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