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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部分（第2页）

想到此处，太宗强压下怒气，道：“好！便依你之见，但新税法，毕竟还没实行，以前的便揭过去，从新税法施行之日开始，皇室也当依法纳税！”

太宗一句话，便定下了要改革税制的调子。

杜睿闻言，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擦了把冷汗，刚才他也是吓得要死，要是当真惹恼了太宗，他这一百多斤可就全都交代在这里了。

紧接着杜睿便开始阐述起了他所拟定的新税法，其实他的税收政策，不过就是明代张居正所倡导的一条鞭法的改良版。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

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因为，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

当然以杜睿后世人的眼光，自然不能完全照搬一条鞭法，而是做了细致的改良。

其一便是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负相对均平。针对现在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无须纳税的情况，只有从清丈土地入手，才能做到赋役均平。

其二便是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唐初虽然制订了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但是经过发展，一些苛捐杂税也孕育而生，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全部简并为一体。将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便难以巧以名目。按照田亩多寡，凡二百亩以下者，仅为十税一，二百亩以上者，一千亩以下者，为十税三，再往上者，便为十税五，这一法令为的就是防止土地兼并，那些豪门大族自然成了重点打击的对象。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之中，还有一条计亩征银，官收官解，将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少数地区仍征实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余也均已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与此同时，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

不按实物征课，虽然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也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火耗便是由此孕育而生，虽然运输方便了，但是火耗之数，却被沿途官吏尽皆克扣，而且随后又转嫁到了平民百姓的身上，还是增加了人们的负担。

因此这一条杜睿还是决定延续现行的实物折税，为的就是避免官吏借着火耗克扣，不得不说，中国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聪明的一群人，只要有一点儿空子，他们便不会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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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三十四章　孔孟无用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一条宗旨是所有人都要遵循的，那便是重农抑商，对待农业生产总是格外的上心，可是对待商业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鄙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才稍稍有所改变。。

在人们的认知当中，商人重利轻义，首先在道德水平方面就不合格，因此上历朝历代对于商人始终都保持着一种让人非常费解的鄙视心态，或者也可以成为职业歧视。

不允许商人参加科考，不允许商人穿丝质的衣服，甚至连商人怎么盖房子都有着明确的规定，只要违反了，那可就是重罪。

明代大富豪沈万三不就是因为建房违制，被明太祖朱元璋给砍了脑袋吗？

当然这也就罢了，毕竟在历史上义商是非常少的，大多数商人在追逐利益的过程当中，难免要发生一些龌龊事，鄙视一下，也未尝不可。

但是有一点，却是让杜睿费解，甚至感觉有些不可理喻，那就是在赋税上，对商人居然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当然站在统治阶层去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自然不会承认这件事。

历朝历代，每当朝廷财政崩溃，库府空虚羁縻的时候，大量的苛捐杂税总是会被强加在那些即使是在太平盛世也只能勉强温饱的农民身上，而对于商人，朝廷却很少采用强硬的措施，甚至还有些纵容。

大概是统治者觉得士农工商，农这个字被放在第二位，就象征着他们给了农民们更多更大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当朝廷遇到困难的时候，所谓的农站出来，给予一定的帮助，受点儿委屈，也是应当应分的。

而商人呢？

在李唐一代，从唐高祖李渊一直到被朱温灭到的那天为止，大唐的商税一直都处在一个微乎其微的数字，三十税一，和商人们在商业活动当中所攫取的巨大利润相比，这点儿税钱实在是毛毛雨。

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就连这点税钱，商人也不大愿意缴纳，而负责的官员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像商人的钱和他们的灵魂，品德一样，都非常肮脏，拿在手里都像是要被侮辱一样。

只要是来自后世，谁都知道，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就是商税，至于农税，连次要的位置都算不上，最多也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后世，当明政府灭亡之后，满清南下苏杭，在那些大商人的府邸当中，少的都能挖出数百万两银的家产，而被灭亡了的明政府，却是亡在了财政上，者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

李唐也是一样，他们同样是亡在了钱上面，虽然当时最大的隐忧是藩镇割据严重，但是如果有钱的话，朝廷也不会借着那些节度使的手去养兵戍边，更不会让那些节度使挨个坐大，归根结蒂，其实还是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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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杜睿来了，摆在那里的大蛋糕，别人看不见，他自然不能视若无睹，在详细的阐述了一番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之后，杜睿便谈到了商税。。

誰知道不谈还好，杜睿刚一开口，再次遭到了那些代表着豪门大族利益的大臣们群起而攻，甚至比刚才还要激烈。

对于这一点，杜睿只是稍稍一错愕，便想明白了，官绅一体纳粮，说白了，也就是个面子问题，那些自觉高人一等的士大夫们，不屑于和小民为伍，但是太宗的态度强硬，而且连太宗都表态，要缴纳税款，他们要是再不答应，就有些不识抬举了。

但是缴纳高额的商税，尤其是杜睿所说的那个百分之二十的交易税，这才是真正要了他们的命。

但凡世家大族，没有一家是抱着土地刨食吃的，谁家不经营一些生意，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