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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崔家的新女婿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