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唉!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刘少奇一连声地向大家道歉。
接着,刘少奇就在外甥女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罐、米坛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越看刘少奇的心情就越沉重……
11日,刘少奇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刘少奇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5月12日晚,刘少奇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商业、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长达3个小时。
汇报中,宁乡县商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管理漏洞很大,账目不清,甚至无账,同1957年相比,商业人员减少了l/3以上。刘少奇听到这里,感慨地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调查组汇报说:在农产品收购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群众反映异常强烈。当地商业部门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很生气,说:“你说他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共产主义’也吃掉了。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割社会主义的肉。”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
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回家乡,是刘少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要刘少奇回家乡再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直到逝世,刘少奇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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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家乡44天,刘少奇痛心疾首(9)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同一时间作了详细的调查。
结论是:困难。严重困难。
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了。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初步开始纠正。但是,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仍然处于困难之中,城市问题仍然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依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仍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认识,还没有统一思想,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举措,仍然认为是“权宜之计”,而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的顺利、切实的贯彻执行。
为此,刘少奇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清困难形势,切实把国民经济调整执行下去,彻底扭转困难局面。
5月24日,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
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为什么出现这种困难情况?
刘少奇说:
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两个方面都是高指标。农业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等等,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工业上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那么多钢,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那么,缺点错误和成绩,哪个是主要的?成绩主要吗?缺点错误占主导地位吗?
刘少奇果决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