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
李爱国夹了一粒花生米,填进嘴巴里。
突然问道:“赵叔,你们见过敢跟火车茬架的毛驴没有?”
闻言。
赵刚瞪大眼:“毛驴不是见到火车就会逃跑吗,哪敢跟火车打架?”
“可不是嘛。”
李爱国点上一根烟,缓声说道:“那是两个月前的事儿,我行车路过廊坊,距离还很远,我那个副司机报告有头毛驴站在轨道上。
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这玩意胆小啊,只要按两下喇叭,肯定逃跑。
谁承想,喇叭拉得叭叭叭响,那毛驴非但不逃跑,反而扭头冲着火车奔过来了。”
李云龙也被吸引了,忍不住说道:“那结果呢?”
“还用说吗,当天晚上我们机务段的职工们,都吃上了驴肉火烧。”李爱国道:“这就说明毛驴多了,什么毛驴都有,难免有一半个敢跟火车较劲的。”
他停顿片刻,看着赵刚说道:“我是火车司机,也不懂得那么多大道理,却清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世界上,有好人、有坏人,有赵叔这样正直的人、也有那些私心重的人。
这是人性使然。
咱们看问题,要看大局,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所作所为,而产生负面印象。
别人我不清楚,就拿我老丈人来说。
他在解放前开了个裁缝铺,经常被黑皮狗欺负,他的那些同行们,被搞到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
现在解放了,他们才过上好日子。”
赵刚和李云龙一直在部队中,对于地方工人的生活并不太了解。
特别是,这里面有他们的一份贡献。
听到李爱国讲这些事儿,两人心中都要涌出了满满的成就感。
李云龙主动站起身给李爱国倒了一杯酒:“爱国这话说得对,现在跟解放前相比,可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饮而尽后,夹起个花生米,咔嚓两下,李爱国接着说道:“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们铁道工人理解最深。”
“我们机务段有个张师傅,他在四十年前(1910年)曾在哈市中东铁路总工厂(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工作,家住三十六棚。
那时候哈市突发鼠疫,沙俄打着“灭疫”的旗号,组织了由大批武装军警参加的所谓“检疫队”。
检疫队乘坐药包子车,拿着铁钩子,到处抓人。”
听到这里,赵刚的紧紧攥起拳头:“药包子车是什么?”
“就是密封的的马车。
当时,三十六棚中国居民,把这些“检疫队”的马车叫做“药包子车”或“杀人车”;
把那成群的“检疫员”称为“药包子”;
“药包子”,认为谁是鼠疫“患者”,就不分青红皂白,连勾带推地关进马车里。
再由军警押送到偏僻铁路线上的木制瓦罐车中,然后扣上大锁,运往荒山野地的破旧小屋子里,实行所谓的“隔离”。”
李爱国咬着牙,接着说道:“张师傅老师傅当年是制造车轮的工人。
有一天,张师傅正要进厂上工。
一群沙俄乘“药包子车”赶来,从车上跳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军警,拦住了他的路。
几个身穿白大衫戴着大口罩的沙俄“药包子”,手里拎着大铁勾子,也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上下打量一只眼和他那些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