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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官追问他与乔琪的关系，他就说是在回力球场认识的，两人一起喝过酒，喝过咖啡。审讯的人见他不吐实情，就对他用刑，一次、二次、三次，他一口咬定和乔琪是普通朋友。杨奠坤明白，进了日本宪兵队，别想活着出去。多说早死，少说迟死，不说也死。

第二次审讯时，审讯官向杨奠坤抛了一点诱饵：“乔琪是苏联派来的破坏分子，反对皇军。你反不反对皇军？”

杨奠坤开始飞快地思考：总在乔琪身上兜圈子，对自己不利，不如用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把事情岔开。于是，他爽快地说了一句：“反对！”

审讯官一听大感意外，想不到这么快就打开了缺口。忙问：“你为什么反对皇军？”

杨奠坤说道：“日本人侵略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审讯官大概觉得有门，竟耐心地开导他：“皇军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我们都是亚洲人，要共存共荣，中日要亲善。”

杨奠坤立即接口反问：“既然是亚洲人，要亲善，为什么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

“皇军杀的都是坏人！”

“在南京杀害了十几二十万的中国平民，难道他们都是坏人？！”

“不许你诋毁皇军！交代实质问题！”

“把中国军队派到日本去杀光、烧光、抢光，你反对不反对中国人？”

“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

日本人看杨奠坤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大骂他顽固，继续对他用刑。几个大汉在地板上将他摔了好几个跟头，用大皮靴狠踢他的头部，又用火烧他的大腿、胳膊、手指，直到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又拖到院里用冷水泼醒。

第三次审讯，审讯官更进一步交底了，他说道：“乔琪承认与你秘密进行了反对皇军的事。你还把一个女人介绍给乔琪，又转而介绍到另一个外国人手里。”

杨奠坤一听立刻明白，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他们说的都是假话，要么就是你们造谣！我介绍女人给他是作朋友的。”

“那你不是承认了反对皇军吗？凭这一条你们就是同党。”审讯官指责道。

“我反对皇军侵略中国，没有对皇军采取破坏行动，充其量只是个思想上的问题，你们无权把我和破坏分子连在一起。”杨奠坤申辩道。

审讯员骂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

杨奠坤心想要杀就杀吧，反正自己也活够了。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去黄泉路上见自己的好兄长杨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湾日本军事法庭对杨奠坤等人进行公开宣判。杨奠坤因为刚患了一场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来，只好由两名宪兵架着他走进法庭。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杨奠坤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8年徒刑。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处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随后杨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监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关押近5年的杨奠坤终于获释出狱。随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被转送到青浦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根据地。不久，杨奠坤转入华东局，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

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2月，苏联，莫斯科。

阿尔巴特街兹纳缅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楼的宽大房间中，代理情报部长谢苗·彼得洛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黝黑的脸膛儿，胡髭修得很窄，一双棕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坚毅的目光。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视着他。

乌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说道：“瓦西里，你记录一下。”他思索片刻说道，“鉴于日本军阀在满洲地区不断地加紧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命令：满洲境内的各个情报小组应以空前的热情行动起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及交通，给日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各小组均独立作战，不发生任何联系。每个小组以作战成绩来进行奖励的评定。”

廖雯初见乌里茨基停顿下来，便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指示么？”

乌里茨基微笑道：“没有了，亲爱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发报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夹，转身离开了乌里茨基的办公室。

廖雯初，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劳动改造。在中共中央的过问和关怀下，1951年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员。1964年病逝。

第2节　“满洲”第一情报组

“自昭和九年秋开始，前后经过七年时间，依靠极端暴戾的抗日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联系顽固而巧妙的组织网，以智能的、化学的手段睨视日、满、中枢轴要港——大连地区及以此为中心的各地国防用材，已完成百余件令人为之战栗的谋略破坏工作，并进一步企图向满洲、支那的重要地区及朝鲜、日本本国的重要城市加强和扩展其潜在势力，逐步而断然地实行对重要设施的破坏工作，以达到其搅乱后方，使日本的势力衰减，进而消耗日本军队活力阴谋。这一暗中活跃的阴谋组织，便是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

这是1941年2月6日，大连《日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大检举”文章的部分内容。其中被日寇称之为“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就是共产国际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的“国际抗日行动队”。

1934年7月23日，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纪守先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馆，秘密会见了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地区负责人A。鲍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