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次我并没有生病。再说,这“低潮”也未免太低了吧?
再次闪过自杀的念头。可连这念头都是没精打彩的,像严冬被浮云盖着的日头。
那天在床上连轴躺到傍晚,午饭都没吃(早饭我照例是不吃的)。突然想到去世不久的东彬,窗外就起了风。我若有所感,见房门开着,就默默祷告道:“东彬东彬,如果你想我去和你做个伴的话,就让这风把门关上。”祷告完就紧紧地盯着门,等着他在冥冥中决断。
窗子没关严,可以感到有风从床前悠悠地吹过去,但房门始终纹丝不动。大概半个来小时吧,风似乎停了,我也松了口气。
慢慢我就有点明白:我闹这场危机,恐怕和“自杀情结”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并不是想死,而是有点“怕生”。因为那段时间脑子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顽固地说:四十年,太长了,太长了!
它所说的“四十年”不是已经过去的四十年,而是未来的四十年。这是假定我可以活到八十岁。对我们这个长寿家族来说,这样的假定并不奢侈;可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我的人生道路刚刚走了一半!
前四十年算是磕磕绊绊走过来了,那么,还要再这么磕磕绊绊地走四十年吗?还要像前四十年那样去操劳,去打拼,去经历不得不经历的一切?过去自认为流行歌手也就唱到三十多岁,那么,过了四十我还要唱下去吗?还要唱多久?而不唱歌我又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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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岁危机(2)
唉,太长了,太长了,四十年太长了。因为我已经四十岁。
我的这些想法是否有点“无事生非”以至“杞人忧天”?事后说给朋友们听,大多也表示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可笑。我只好叹气道:你们不懂。
其实我自己也未必真懂。能被我们的意识、语言照亮的,只是生命的一小部分;其它幽昧的、黑暗的部分,只好另外寻求表达的方式,有时是我们搞不太懂,以至完全搞不懂的方式。那被我们称为“自己”的生命,有它自己相对独立的意志。
也许它是要通过这种莫名的危机感促使我进行一次自我清算?但为什么非要选择在我四十岁这一年,并且是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呢?四十岁…2000年…新千年…新世纪,我不禁要对所有这些鞠躬致敬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其实并不存在“一切正常”这回事。换一个角度或深一层看,原本“正常”的就变成了“负常”,并且二者可以互相置换:成功可以被置换成对挫败的恐惧,对爱情的追求可以被置换成对得不到爱的担忧,责任感可以被转换成不能履行责任的焦虑,如此等等。这“负常”平时像些分散的鳄鱼,潜伏在意识的水面下,充其量冒一冒头;可一旦它们结成秘密团伙蠢蠢欲动,就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压力。这时“正常”就变成了危机。
然而其时我还没有,或者说还不愿看清这些鳄鱼。当我不得不对自己实行紧急动员,试图走出危机感那令人窒息的阴影时,我所本能诉诸的首先是勇气,其次是自我劝勉,至于可怜的理性,那要等到危机结束之后。
最能表达勇气的当然是写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种立即行动的力量。于是我提笔写下了《四十岁》。这或许算不上我最重要的作品,却是我最敝帚自珍的作品,因为它是我第一首、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首真正写给自己的歌:
二000年新的一天
又开创了我四十岁的生涯
虽说身体确实不太利索
可心情他就这么年轻
有时候病了躺在床上
难免会有些悲伤
这些年去了不少地方
可挣的钱并不多
身边的女人走来走去
可我在这世界上走来走去
到现在也没找到传说的爱情
更没人亲热地叫我爹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