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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的海洋(2)
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受刺激啊,那种淳朴,那种旁若无人的感觉!
你感觉他们根本就没在给谁唱,就给自己唱,唱给自己听!
突然我就觉得,你算什么东西?你唱十首也顶不上人家唱一首!
再往下我是死活也不肯唱了,其实是内心不敢唱了,就可劲儿地招呼:喝酒喝酒,咱们不唱了,唱歌没劲——谁没劲啊?是自己没劲!
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眼前总晃动着这对夫妇的面影。我们都习惯于唱歌带表情,还得来点动作,为了打动别人;但他们不管这一套,一点表情都没有,眼睛就那么直直的,看着某个地方。
他们不表演,不作秀,只在乎自己的内心感受,沉在歌声里。这就是民歌;这样唱歌的人,那才叫真正的歌手。
我知道现在我做不了这样的歌手,但我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歌手;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样的歌手——在我不再是一个“歌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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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儿子”和保护神
勒马草原
我这么大谈民歌,并不表明我从一开始就是块唱歌的料。也许我这人天生就有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天生有这细胞,却被有意无意埋没的人多着呢,不一定非轮着我出头。假如当初没有进内蒙艺校,我完全可能走另一条路;而假如不是由于一段特殊的经历,我也完全可能不会进内蒙艺校。这里有一系列偶然的契机。
我这人有点怪。都说性格就是命运,问题是我的性格和命运中都充满了矛盾。
就拿上学这事儿来说吧,我们姊妹五个中可能就数我不爱上学,但偏偏是我在校读书的时间最长,学历也最高;另一方面,不爱上学的我偏偏又上得最早,而且是自己闹着要上的。你说矛盾不矛盾?
我之所以闹着要上学,是因为看到我哥要上。我爸被闹得没办法,只好也给我买了一个和我哥一样的小包,里面放上一样的书,清早六点一样喊我,就这样去了。
到了课堂上,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小凳子,让我靠着我哥坐;他不用说是正儿八经听课的,可我不一会儿就倚在他身上睡着了,一直睡到他推醒我,喊下课。
差不多每天、每节课都是如此,这样坚持了十来天,也就坚持不下去了。
到我能坚持的时候又出了妖蛾子:我根本就没耐心听讲,净在下面涂鸦,牛呀,羊呀,树呀,什么都画,最多的是小人儿。
这么一来我的学习成绩可想而知。事实上直到三年级,我的各科成绩从来就没有及格过,考试得鸭蛋是常事。
我也有办法对付。首先是尽可能地躲:一听说要考试人就没了,回家老爸问起就撒谎,说这次没考,或老师没报成绩;实在躲不过去时我也不怕:考了零蛋就偷偷把考卷撕掉,回来照样撒谎,只有在偶尔考出个三四十分时才拿给老爸看。他是厚道人,明明知道我在玩猫腻也不拆穿,相反每次总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说不错不错,我儿子有进步。
但我妈却憋不住,经常唉声叹气,抱怨“我们家怎么生了个傻儿子!”
回头去看,我当时之所以是那么一副德行,除了我自己的性格因素外,恐怕也和我姥姥有关。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亲近的人就是姥姥。不到五岁我就跟着她去放羊,上学后又总跟着她过寒暑假。每次新学期开学,她都要亲自送我,一直送到离学校一公里左右的一处沙丘旁,然后捋捋我的书包,塞给我一两毛钱,这才哑着嗓子说:放心走吧……她对我那个好,那个慈祥,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是无条件的;我呢,也就经常撒娇耍赖放刁一起上,算是对她的回报。都五六岁了,跟她出去放牧时还总借口走不动路,扯住她的衣服,非让她背我。
骨子里我是把姥姥当成了自己的保护神,而她老人家也确实是我的保护神。
一次我俩闹矛盾,我缠着她又哭又闹,那叫烦人。这时我舅舅来了,见我实在闹得不像话,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抬手就打了我一耳光。
姥姥不干了,转身就去打他,边打边骂,说我俩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你就不怕把孩子打坏了?
我趁机躺到了东屋床上。我舅就坐在西屋,干生生被姥姥骂了半天,连杯茶都不给他倒。那可是她的亲儿子啊。
我舅也没辙,只能埋着头抽烟,完了走人。
又有一次,我正在课上画小人儿,找到感觉了,老师叫也听不见。老师急了,罚我站起来,一通猛克。我又羞又恼,没等下课就逃跑了。
逃到哪儿?当然是姥姥家,受大委屈了嘛,二十来里地的距离连走带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邪劲。
那老师见我跑了也没管。我哥知道后先是回了趟家,没人;又返身满镇上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估计我是去了姥姥家,想去又不认识,就蹲在一个角落里哭。
我的班主任看见了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弟弟没了。一个我们亲戚家的孩子知道我姥姥家,我那班主任就叫上他带路,找了过来。
那天我姥姥根本就没让他们进屋,就那么拦在门口把人家一通好骂,骂完了还说,这学咱孩子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