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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马林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所以在7月23日晚当马林来到上海“李公馆”出席*“一大”开幕式，便使“李公馆”引起密探的注意。

也正因为这样，当7月30日马林再度来到“李公馆”，出席*“一大”闭幕式，密探就突然闯入“李公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的重要线索。

1990年暑日，我的长子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家里。中叔皇问他：“你爸爸最近在写什么？”长子看过我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的手稿，答道：“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书。”长子说及书中描述*“一大”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情形，中叔皇便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法租界的情况，可以去采访一下。”

依照中叔皇的提示，1990年8月9日，我前往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家中拜访。

当时薛先生已经八十有六（他生于1904年10月22日），看上去却只有六十来岁的样子。他前庭开阔，戴一副墨镜，一件白色绸香港衫，正坐在藤椅上看书。知道我的来意，热情予以接待。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7）

薛耕莘先生说起他的传奇经历：

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他出生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父亲薛仲江是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出生在英国一个大户人家。

在薛耕莘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送他到比利时读书。薛耕莘颇有语言天赋，在比利时读书精通了中英法三国语言。

在薛耕莘十三岁那年，母亲病重。薛耕莘接到电报，从比利时赶回上海，见了母亲最后一面。母亲嘱咐他：“你爸爸是中国人，你要热爱中国。”

1930年，二十六岁的薛耕莘参加了法租界工部局的招聘考试，被法租界巡捕房录取，成了一名翻译。凭着过人的聪颖和勤奋，他很快从一名低级翻译晋升为巡捕房的特级督察，并享受外籍待遇。在法租界任职期间，他又在震旦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薛耕莘周旋于法国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既要执行法国总领事的命令，也为国共两党都做了些好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由于他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曾经帮助过国民党，他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金质胜利奖章。凭藉着法租界的根基，薛耕莘出任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黄浦分局局长，直至上海行动总指挥特警组组长。

解放后，薛耕莘在*反革命运动中，于1951年4月29日被捕入狱。

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决：“薛耕莘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派，罪大恶极，本应处死。姑念该犯对于革命工作不无有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死刑为无期徒刑。”

薛耕莘先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后来关押在内蒙，直到1975年在太原遇赦。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二十五年。

1981年，薛耕莘案获得彻底*。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当，应予撤销”的裁决。

1990年5月起，薛耕莘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成为上海文史馆终身馆员。

薛耕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国民党政府少将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离休干部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尽管度过二十五年艰难的铁窗生涯，却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生活烙下的影子。他非常健谈，跟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直至我在2007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03岁的他仍健在。他甚至在2006年还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

他谈起了自己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种种见闻。

薛耕莘先生是在1926年才进入法国巡捕房的，他不可能参与1921年搜查“李公馆”事件。我问及他是否了解法租界巡捕房在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令我兴奋的是，他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

薛耕莘回忆说，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及，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察的便是程子卿！

“雪藏”了26年的《追寻彭加木》（8）

我连忙问起程子卿的情况。

薛耕莘说，程子卿是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