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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2页）

邓城博士一听，也幽默地说：“这么说，我今天是来看‘母鸡’！”

两人相视大笑。笑罢，钱教授才正色道：“你研究过我的作品，翻译过我的书，倒是值得来看一看‘母鸡’，跟‘母鸡’聊一聊！”

邓城博士所讲的这则趣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以文会友，来到我的书房的，除了媒体记者之外，最多的当然是天南地北各出版社的编辑。在全国，除了西藏、贵州、海南和澳门我没有出过书之外，其他各省、自治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还有香港、台湾地区，都出版过我的书。

我与读者的广泛接触，是在各地签名售书的场合。但是，也有的读者吃了“蛋”之后，非要到我的书房里看“母鸡”。

我曾经说，“我不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财产，我很在乎是否拥有千千万万读者。”作家是为千千万万读者服务的。我的书房，跟广大读者紧相连。妻在一篇短文中，记述三位最近来访的令人难忘的读者：

2008年3　月18日下午，烈正在书房里工作，突然接到上海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位从武汉赶来的白发苍苍的老年读者，想见你一面，不知是否可以。虽然很忙，烈想到是一位年老的读者，也就答应了。

大约过了二十几分钟，门铃响起来了，我开门一看，眼前站着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他急切地问：“叶先生在家吗？”我说在。正说着，烈已从楼上书房下来，知道他就是上海作家协会介绍过来的那位从武汉赶来的读者，便请他进屋里坐。

他一进屋，就说自己是在叶先生来武汉签名售书时见过一面的读者，曾经看过好多好多叶先生写的书。这次来上海，很想再见叶先生一面。我们请他坐下，慢慢聊。谁知他刚坐下，我给他的茶也刚沏好，他就连忙站起来告辞。我们请他喝完茶再走，别急。他却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见一见叶先生，看见他身体不错，与在武汉见到时没什么两样，心里就很高兴了。我今年已七十八高龄了，以后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叶先生很难说了，这次见上一面，我的愿望达到了，也就没有遗憾了。叶先生写作很忙，我不能再打扰了。”　。。

令人感动的读者（2）

眼望着这位来自武汉的白发长者，对老叶这么关心，这么热情，我们深深地被感动了。烈说，请你稍等，我送书给你。他一听送书给他，马上快乐地说：“那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也实在不好意思。”于是烈上楼去取书，我便请他喝茶。他便说起自己是喜欢叶先生的作品，凡是在武汉的书店里看见叶先生的书，他总是马上买下。

正说着，烈已经把书送到他的跟前。他连声道谢，便信步离开我们家。从进屋到离开，大约只有五分钟光景。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从武汉来到上海，找到上海作家协会又找到我们家，前后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可是仅见上一面就满意地匆匆告辞。他的这种对书的热爱、对作家的热爱，使我难以忘怀。

2009年2月12日上午，我们正准备要在下午二时去上海银河宾馆看望安徽来沪的朋友，突然接到一位叫楼乘震的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今天下午要到我们家，请烈帮忙在书上签一下名。烈就说，那你在中午来吧。楼先生听罢，快乐地说：好！好！

下午一点刚敲过，门铃就响起来了，我一开门见是楼先生来了，马上请他进屋。只见他吃力地拖着沉重的箱子走进来，我以为他可能要出差吧，所以拖着那么重的箱子。不久前曾听说他脚不好，所以一进门烈就问：“你的脚好些吗？”他说，“脚已经好多了。可是两只眼睛因为严重的糖尿病缘故，几近失明了，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说着，他吃力地往前迈了几步，我们便扶他进来坐下。他原本是位资深的记者，很喜欢看书又很健谈。一坐下来就跟烈滔滔不绝地聊起书来。聊着，聊着，烈一看时间不对，已经快两点钟了，我们跟朋友约好，必须两点半到达那里。于是，只好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们马上要出去。”这时，他也才恍然大悟，马上收起话题，说：“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你签名的，怎么一说起话来竟把主题忘了。”于是，他打开箱子，里面满满的全是他买的烈的书，有几十本。我一一帮他把书拿出来，烈则一本本认真地签好字。然后，我又帮他把书装回箱子里。

因为时间紧，我们就和他一起出去。我见他双脚不很利索，眼睛又不好，就要帮他拿箱子，他却说，“没有关系，我能行，我可以拖着箱子走。”

出租车来了，我请他先上，他却说，你们时间紧，先走吧。我望着明天就要住院动手术的他，吃力地拖着装满烈书的箱子来回奔波，真被他的精神感动。

在楼先生走后的第三天——2009年2月14日上午十时，门铃响起来了。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他穿着薄绒的运动衫，背着一个大包。他，叫王树军，一位来自美国的“叶迷”。

烈从未跟他见过面。他是美国达拉斯（Dallas）市的电脑工程师。达拉斯市是一座工业城市，位于美国南部，在得克萨斯州北部。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最著名的事件，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3年11月22日到拉斯市为争取连任总统做准备活动时，遇刺身亡。肯尼迪遇刺地点，如今成为纪念广场，广场上竖立着肯尼迪总统纪念碑。这样，一说起达拉斯市，人们就会记起肯尼迪遇刺事件。　。。

令人感动的读者（3）

在几年前，王树军先生偶然得知烈的电子邮件地址，给烈发来电子邮件，从此有了联络。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知道烈在美国的时候很喜欢看加拿大出版的中文电脑周刊《华夏文摘》，可是回国之后却无法从网络上看到这份内容丰富的网络杂志，王树军先生竟然每周在美国下载《华夏文摘》，用电子邮件发过来。烈跟王树军先生素不相识，他能够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做，很使烈感动。

2009年1月，他给烈发来电子邮件，说是在2月将回故乡南京探亲，能否在上海拜访，只要与烈见半小时就非常满足。烈即回复，欢迎他来家做客。

那天他从南京乘火车到上海，来到我们家。他告诉烈，他是1992年出国，前往美国读研究生，然后在美国工作，现在已经加入美国籍。他打开背包，拿出一个纸箱，小心翼翼打开纸箱，里面是烈的许多著作。他说自己来访的目的，就是请烈在书上签名——他从美国把书背到中国，再从中国再背回美国！

在他背来的书中，竟然有1961年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是烈在上大学时出版的书。王树军先生说，他在美国上网，见到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当即买了一套。

烈说，自己当时也知道这个消息。《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出版多年，这最早的版本已经非常珍贵，就连出版这套书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只保存一套。少年儿童出版社曾经一度刊登广告，谁能够捐一套1961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除了可以获得一套新世纪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还给予奖金一千元人民币，足见这《十万个为什么》最早版本之珍贵。前几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在清理仓库的时候，竟然在一个角落发现一百本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那是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问世之后，内蒙古新华书店打算赠送一百套蒙古人民共和国。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也影响了中国与蒙古的关系。于是，这一百套《十万个为什么》就在内蒙古新华书店的“沉睡”了四十多年！内蒙古新华书店发现这一百套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就在中国的“孔夫子”旧书网上拍卖。当时，我就在第一时间把这一消息告知少年儿童出版社，不知是不是换了新领导的关系，他们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