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要是感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别富于浪漫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革命解放了
个人,并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告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由,取缔了以确保古
典清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
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
态的癖好,安娜·拉德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
法国革命使一种悲剧感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
人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争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动并不是
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
也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人①,1800 年左右在英
国风行起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而乔治·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
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没有
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原因。在英法两国,青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
在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争又渐渐加强了对
英国国教的信仰。华茲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的压力下,最后
屈服了。在法国,青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亡命国外。到1815 年止,
战争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
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没有经历同样的
转化,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热情而意志
脆弱的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奥②同类的人,他原来并不熟知革
命,就连战争也没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
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族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青年时期之后,
也随波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查理…奥古斯特的大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
授。他们研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内和
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
人自我孤立起来,以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
泛神论观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威廉·迈斯特》(1794
—1796 年)、《沃伦斯坦》三部曲(1798—1799 年)和《钟之歌》(1799
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古典主义运动,弗
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并非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