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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果真，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

我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在接受我的采访。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我赶紧拿出了笔记本，然后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

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我只得从命。我明白，这时候不可强求……尽管录音对于采访以及保存资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继续跟我“随便聊聊”。我请他谈他的笔名“伯达”的来历，谈他的笔名“周金”、“梅庄”、“史达”等的来历。他都很乐意回答。他知道，我能提出这些问题，显然我对他的历史相当熟悉，知道我是作了充分准备才来找他的。这些笔名虽然档案上都有，但是，却从无关于这些笔名来历的记载。他这些“随便聊聊”，在我看来，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问他，本名是不是叫“陈尚友”？他摇头。他说，“尚友”是字，本名“陈建相”。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陈伯达传》背后的故事（5）

我以为，不录音是很大的损失，因为笔记毕竟会漏掉很多珍贵的内容。我再三向陈伯达说明，出于工作上的需要，还是录音为好。我向他保证，这些录音只是供我工作上用，不会外传。他终于同意了。

我把录音机取出来，放在他面前录音。

不过，后来他在谈及一些敏感话题时，常常会关照我一句：“录音机停一下。”

我当然照办。他谈了一段话之后，又会关照：“现在可以录了。”

我于是又摁下了录音机上的“REC”键。我很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就乐于跟我谈话。

这样，我的采访变得顺利起来，不再尴尬。

不过，当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希望给他拍些照片。他一听，直摇头，说他平时就不爱拍照，何况现在这种处境之中，更不拍照。我却以为，失去为他拍照的机会，极为可惜。我说，“随便拍拍”吧。他不表态，似乎就意味着默许。我就拿起照相机，拍了起来。他呢，木然坐着，毫无表情。我拍了几张之后，他就说：“够了吧！”我就遵命不拍了。

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即便是这样，我仍很注意，先是谈远的事，谈他愿意谈的事。到了后来，才渐渐进入一些敏感的话题，进入关于“*”的问题。

他精神不错。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他变得十分有趣。比如，有一天我向他告别时，他忽然喊住我，说有两点补充。我站住了，他却怎么也想不起要作哪两点补充。才几秒钟以前的事，他竟忘了！他只得说，你翌日早上来，我再告诉你。可是，第二天清早我来到他家，他居然连昨日所说有点补充这事也忘了，说自己没讲过作什么补充！然而，谈起往事，特别是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事，他的记忆屏幕显得异常清晰，就连当年郁达夫对他的诗改动了哪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托我回*他查阅他平生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一篇小说，我查到了。那天我给他带去复印件，念了一遍。他显得非常高兴。那篇小说勾起他许多回忆，他很兴奋地和我谈着。

我见到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的忆录，内中有几段写及陈伯达在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的情况，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他一边插话，回忆当时情景。

他后来终于能配合我，让我为他拍照。有一回，我说：“陈老，你能不能把帽子摘掉？”

他居然破天荒摘下帽子让我拍照，甚至还拿起报纸，摆好架势让我拍。

在他去世前天，正值中秋节。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我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那天，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我。想不到，这成了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刑满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通过，先是在1993年由作家出版社作为《叶永烈自选集》中的一卷出版。接着，在199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2009年，《陈伯达传》增加至70万字，分为上、下卷，再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中南海的采访（1）

尊敬的陈云夫人于若木2006年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我深感沉痛。

陈云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很自然地关注着他，希望为他写一本书。但是，在陈云生前，除了由新华社播发的千把字生平简介之外，几乎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报道。我曾先后赴陈云青浦老家以及陈云工作过的瑞金、遵义、延安等地采访，还两度赴南昌采访陈云在“*”中的“下放”处所……另外，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及陈云的战友。

不过，我只是作写作的准备，并没有着手写作。我曾打算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甚至采访陈云本人，但是，据陈云秘书告知，陈云同志健在的话，几乎不可能出版有关他的生平的书，更不可能为写这样的书接受采访。

陈云秘书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一直无法问世。

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陈云马上通知电视台：“停播！”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陈云传》，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

秘书所说的“首长”，指陈云。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很谦逊。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七大”上这么说：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文选》第一卷，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因为这样，直到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之后，我才从上海飞往北京，在中南海采访他的夫人于若木。

我在1978年曾访问过她。当时，她很认真地答复我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