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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寇路线图

现在想来，我这一生，大约命中注定会有几次转型。第一次，是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第二次，是十三年后，即1978年，由新疆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十四年后，即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其结果，是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十三四年，即2005年到2006年，通过上“百家讲坛”，又毫无思想准备地，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因此，我把出版《艺术人类学》，看作第二次转型的完成；而把调入厦大，看作第三次转型的开始。

第三次转型的标志，就是收入本卷的《闲话中国人》。

其实刚开始并没有这想法。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老专业（古典文学），先生是老先生（胡国瑞、吴林伯）。所受之训练，自然“传统”。理想，也是像老先生们一样，做一个传统的学人。所以，毕业以后，甚至调入厦大以后，我一直都在中规中矩、像模像样地做学问，这才有了收入第二卷的那些论文，以及收入第三卷的《艺术人类学》。尽管该书写得并不“八股”，但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从本质上讲，还是“传统”。

但是到了1994年，我决定“另类”了。

另类也有多种原因。比方说，失望。失望开始于邓晓芒和我合作的《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这本书原名《走出美学的迷惘》，1987年便已完成。但是，书稿在数家出版社和不同编辑手中转来转去，最后才于1989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好书。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后，曾于1999年和2007年，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两次再版，印数上万，颇受好评。然而在1989年，我们那本《走出美学的迷惘》，印数却只有区区八百册，几乎无人知晓，无人问津。其实我们这本书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晓芒跟我说，由于中国出版界这一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请参看邓晓芒《〈黄与蓝的交响〉再版序》）。

可惜，人还在，心不死，于是又写了《艺术人类学》。这本书虽然承蒙评委“慧眼识珠”，两次获奖，学界的反映却其实是“冷淡”。冷淡也有多种原因，比如对“实践美学”不感兴趣，当然也不会去关注什么“新实践美学”。而且，1992年以后的学术界，大体上也没人关注别人，因为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就算关注，顶多也就看看“首都学界”有什么动静，或者“学界大佬”有什么说法。像我这样偏于东南一隅的“外省学人”，研究的又是“传统课题”，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更何况，美学本身的境况，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家都是“泥菩萨”，自顾尚且不暇，哪里管得了许多！

这就怨不得别人了。再说，我也没有资格抱怨。事实上，也就在这两年，我自己也开始不看同行的著作和论文了，因为根本就看不过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文学者”，有如过江之鲫。他们的“学术论文”，每天都会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来，汗牛充栋，铺天盖地。既然如此，与其挂一漏万，不如统统不看。

很快我又发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做法。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都只能堆在库房里，交由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于是我想，一本书，如果刚一出版，就命中注定只能送进废品站和造纸厂，那么，我们写它做什么？我们为所谓“学术繁荣”而砍掉的树，难道还嫌不多吗？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无意强加于人。你主张“曲高和寡”也好，他为了“养家糊口”也罢，对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是不再跟这体制玩了。

不跟体制玩，是不被它牵着鼻子走，不等于非得“落草为寇”，也可以当“吃皇粮的个体户”。办法，是种完生产队的“责任田”（额定工作量），再种一点“自留地”。这也不难。我和邓晓芒，都是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他是初中生，我是高中生。所以，我们都不是“黄埔出身”，只能算作“土匪”，还都是湖南的。湖南“土匪”的特点是：霸蛮，不信邪，我行我素，吃软不吃硬，等等。比方说，为了抗议某些不合理规定，晓芒曾愤而辞去博导职务，就是他“匪性”的表现。

不过我们还是有所不同。他是“坐寇”，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西方古典哲学领域，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我是“流寇”，几十年如一日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现在“面目不清，身份不明”，让贴惯了标签的人无从下手。

其实，“流寇”也有“路线图”。我读研究生，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学位论文选择《文心雕龙》，合情合理。这就从“文学”转到了“文论”。研究《文心雕龙》，侧重于其美学思想，也合情合理。这就从“文论”转到了“美学”。讲美学，得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也得弄清楚美学史，于是有了《破门而入》。但是，要讲清楚中国美学，就得弄清楚中国文化，于是又有了《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品人录》已经在讲历史。以后有《品三国》，也不奇怪。不过，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这就有了《帝国的惆怅》和《帝国的终结》；而要弄清楚中国政治，又必须有参照系，这就有了《费城风云》。这个时候，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这一路走下来，岂非顺理成章？只不过，从《闲话中国人》开始，我的书，就是写给广大读者的了。内容和形式，统统“另类”。

所以，《闲话中国人》是一个开头。这个头一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010年9月6日

闲话《闲话中国人》　代序　李树林

闲话中国人

（本书初名《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海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改名《闲话中国人》，华龄出版社1996年出版。进行大幅修改后，200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饮食、穿衣、单位、家庭、人情、面子……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惟其是最基本的，人们对这些时时处处可见的现象，也就习以为常，乃至麻木不仁了；极少有人去深究为什么是这样，它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该书特点之一，是用“闲笔”来写“正书”。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但却不像一般专著那么抽象，那么理论化，那么枯燥。全书讲述老百姓（当然不只是老百姓）的事情，态度闲适，读起来轻松愉快，而又深刻地切中要害，令人常有“还真是那么回事”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