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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林嫂这些日来受尽了苦刑，身体瘦弱得几乎站不住，可是她还是顽强的站着。她知道现在就是她生存在人间的最后一刻了。她望着四周空旷的原野，一阵阵寒风吹着她蓬乱的头发，夜空的星星在眨着眼。她现在要死了，她感到自己没有辜负铁道游击队对她的教育，也对得起老洪。她没有屈服。她也想到凤儿，她知道刘洪会像父亲样的照顾她的。她心里有一阵难过，但是在敌人面前，她抑制住了自己的眼泪。四周都布满了蒋匪军的岗哨，再往远处望，那边是漆黑的一片。她向西南的湖边眺望着，她只能这样和亲人作最后告别。

坑挖好了，她被推进一个湿土坑里，由于身体的虚弱，她一跌倒在里边，就昏过去了，只微微的感到一铲土压在她的身上。

就在这第一铲土抛向芳林嫂身上的一刻，墓地上像突然起了一阵疾风的旋转，震耳欲聋的射击声响成一片，千万道红色的火蛇在墓地的低空飞舞，子弹像雨点样归来。这突然袭来的暴风雨，马上把四周的蒋匪军扫倒，埋芳林嫂的那个蒋匪军只向坑里送了一铲土，就抛了铁铲栽倒在坑边，脑浆四迸。

随着暴风雨般的射击以后，铁道游击队四下喊着冲杀声，向墓地扑来。当一支雪亮的手电光住照到土坑里的芳林嫂的脸上时，她苏醒过来了，耳边听到：“快，快起来！”

这是刘洪的声音。她忽的坐起来，刘洪抓着她的两臂，就把她从坑里拉上来了。小坡跑过来，急叫着：“来！扒在我的背上。”这年青人背着芳林嫂，向墓地外边跑去。

枪声还在墓地边响着，临城的蒋匪军赶来增援，可是他们被那么激烈的机枪炮火阻拦在围门口，刘洪和李正，看看“犯人”都已救出，便对申茂说：“长枪队在这里掩护，五分钟后马上撤走。”

他说着便带着短枪队向湖边奔去。临城附近的枪声又响了。不久，又恢复寂静了。

在湖边一个村庄的茅屋里，芳林嫂紧紧的搂着凤儿。队员们和庄里的村民们都围在她的身边。有些老大娘在为芳林嫂整理头发，为她换衣服。当刘洪进来的时候，大家都渐渐的退出去，让他们谈谈。

当刘洪端着一杯热茶，走到芳林嫂的身边，递给她的时候，她不想喝茶，只把美丽的眼睛瞅着刘洪的面孔，眼睛里滚出了两行泪水。由于兴奋和幸福，她的头有点晕眩，不得不把它偎在刘洪的胸膛上。

当芳林嫂休养的时候，国民党匪军又从南边涌来。为了保卫解放区，刘洪带着铁道游击队，又出现在自卫战争的战场上，他带着愤怒和仇恨，继续英勇的战斗着。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脱稿于上海。

后记

《铁道游击队》出版以后，曾接到不少读者来信，给了我许多鼓励，有的读者并提出宝贵的意见。这次再版，我综合了这些意见，作了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在这里谨向热情帮助我的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初版交稿匆促，未写后记，对于个人写作以及书中人物等问题，没作交代。因此，出书后，有许多青年读者来信问一些问题：如《铁道游击队》是否真人真事？这些英雄人物的下落和近况怎样？作者怎样写了这本书？和书中人物的关系等等。现在就对以上问题，作一简要的说明。

《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出的。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确有这样一支游击队，开始在临（城）枣（庄）支线，以后发展到津浦干线上活动。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很多惊人的英雄斗争事迹。当时，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工作和作战，对他们比较了解和熟悉。后来为了写作这本书，我和他们又曾在一块生活过，直到现在，我和他们几个主要干部还有联系。原先，我想把他们所从事的斗争，用传记或报告文学形式来写的，以后改为小说来写了。既然作为小说来写，对他们的斗争事迹，就不能不加以艺术上的选择和取舍。过于繁琐的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有的被删去，有的被合并，当然有的也有所加强。为了反映整个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有些地方又把它丰富和发展了。尽管如此，但我还是以他们真实的斗争发展过程为骨胳，以他们的基本性格为基础来写的。老实说，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

现在再谈谈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以及我和书中人物的关系。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后，为了写《铁道游击队》，我曾两度到过他们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一个长时间。很早以前，我就听到他们在铁道线上的战斗故事。当时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还处在艰苦的阶段，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的支持，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所制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象一把锋利的钢刀一样，插向敌人的血管。为了配合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内线的主力呼应作战，他们在敌人控制的铁路线上搞机枪、撞车头、打票车，闹得天翻地覆。这些战斗，在当时确实是震撼敌伪，大快人心的。因此，他们的杀敌故事，就象神话一样在群众里流传，被编成歌子唱，被写成剧本上演，给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抗日军民以很大的鼓舞。我就是被他们英勇斗争故事所鼓舞、感动的一个。在一九四三年，山东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我怀着敬慕的心情，结识了他们队上的个别英雄人物，和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的政委（就是小说中李正的模特儿）以后，我就产生了写他们的愿望。我曾根据他们的部分材料，在报刊上写了些文艺报道。以后铁道游击队希望我到他们队上去，更进一步的熟悉和了解他的斗争，希望我能比较全面系统地把它用文学形式反映出来。这个邀请，使我非常兴奋。

回忆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是永远使我难以忘怀的。由于他们的热情、豪迈，我们很快就成了不分彼此的亲密战友和同志了。在这段期间，我有系统的研究了他们的斗争和生活。我和他们短枪队的“老哥们”作过长久的深谈。我走遍了他们所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也曾到铁路两侧，微山湖边的人民群众里，去了解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怎样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在人民中间留下多么深的影响。人民把他们杀敌的故事，加上神奇的色彩在描绘着。

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日寇投降后，他们第一次的新年会餐。在庆祝胜利的丰饶的酒席上，正象我小说里第二十四章所写的那样，他们是以古老的形式，来悼念自己牺牲的战友。他们把一桌最丰满的酒菜，摆在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前边。他们平时喝酒喜欢猜拳行令，可是在这一次新年会餐席上，他们却都沉默着喝闷酒。他们隔着酒桌，望着牺牲了的战友的牌位，眼里就注满了泪水。哪怕在最欢乐的时候，一提到已牺牲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就会痛哭流涕。当时的情景，深深的感动了我。也就在这次会餐的筵席上，为了悼念死者，他们有两个提议：一个是将来革命胜利后，建议领导在微山湖立个纪念碑；再一个就是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成一本书。对于这后一个提议，也就是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当时是答应下来了。因此，我写这本书，一方面是出自我个人对他们的敬爱，同时，由于他们的委托，也成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了。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一九四六年，我在枣庄守着他们几个领导人和一些老队员，把他们以往的斗争事迹，详细地记录下来。正要动手写作时，解放战争开始了。为了粉碎蒋匪帮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全山东的军民都动员起来投入紧张的战斗。这时我军从鲁南暂时的撤退，铁道线都拆了，他们转入主力作战，我也到其他战场接受新的任务。在这紧张的战争年月，坐下来写作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把这一工作搁置了下来。一搁就是好几年。在这段期间，虽然我们分开了，可是他们给我的光荣的委托，我并没有忘记。每当我听到他们战斗的胜利消息时，在兴奋之余，就马上联想到这一未完成的任务，心情也就沉重起来了，总觉得有件重大而严肃的工作没有完成而感到难过。

在这种心情下，我就用嘴来讲，象一般故事的传播者一样，当战斗或工作之余，我就把他们的战斗故事，讲给战友和同志们听，大家都很爱听，并深受感动。每当休息下来的时候，同志们都围上来，要我讲，有时我也主动的讲。由于我对铁道游击队故事中人物的喜爱和热心传播，有的同志见到我竟喊我为“铁道游击队”了。当时所讲的故事，也许就成为我今天小说的胚胎了吧！

全国解放以后，我很希望能找个时间来实现我多年来的愿望。可是刚进入大城市，工作是繁忙的，我的岗位又是在机关行政工作上，这个愿望总没有实现。直到一九五二年，我接受了一个写作任务，才有机会把多年来的愿望予以实现。由于事隔经年，为了重温他们以及整个抗日时期的斗争，来唤起我原有的创作激情和冲动，在动笔之前，我又找到铁道游击队的一些领导人，到鲁南去了一趟。我们曾经在枣庄寻找早已倒塌的铁道游击队的诞生地——小炭屋子，去找了血染洋行的旧址，沿着临枣线（现已改为公路）向东走去，经过打票车的三孔桥，顺着他们早期战斗活动过的道路，西去临城。在微山湖边上，我们访问了这一带村庄的人民。人们听说铁道游击队的人又来了，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都围上来，依然那么生动的谈着他们过去在这里的杀敌故事。我们重游微山湖，夜宿微山岛，触景生情，他们过去在这里所从事的英勇顽强战斗，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浮上脑际，历历犹新。从鲁南回来后，我就开始写了《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

以上就是我写作《铁道游击队》的过程，也是我认识和接触他们的过程。他们所创造的英雄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为了要把这些英勇斗争在文学上反映出来，我经常和他们接触，并和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密切的联系。直到现在，每当我有机会遇到他们过去的老队员，或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