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这信的内容,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是齐盛军!放眼整个裁判界,也许只有齐盛军才能写出这么带有个人情感的自白书,也许只有他,还保留着身为一个裁判所应有的良知。
这封信带来的震荡,绝不亚于吉祥集团老总陈福生的那次公开声明。任薄清走后,程局立即把党组成员及监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请到他的办公室,把刚刚生的事告诉大家,又叫规财处长将卷宗存放在会计室的保密箱。
同时,当着大家的面,程局打电话将此事向杨思德作了通报。
第二天,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媒体纷纷找到体育局来,要了解真相。程局认为此时将事情公开不妥,对我们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炒作,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要轻易接受采访。后来,办公室主任告诉程局,新华社台州分社的王海涛想给中央写内参,建议接受采访,程局同意了。
不到半小时,王海涛就赶到了体育局。程局向他出示了悔过书并表达了对这封忏悔信的四点意见:
第一、这封信说明吉祥、蓝天对裁判“黑哨”问题的揭露和台州体育局的表态,绝不是空穴来风,其严重程度不可低估,而中国足协过去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总是对裁判的问题采取遮遮掩掩的办法,客观上对裁判的问题进行袒护,正是中国足协这种放纵的态度,使“黑哨”有恃无恐,官员助纣为虐,对足球环境的恶劣状况,中国足协起码要负管理和领导责任。
第二、中国足协至今主张内部解决问题,不让媒体介入,但这封来信恰恰证明,媒体为足球反**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舆论的声势,对足坛“黑哨”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管理部门应与媒体很好地合作,充分依靠媒体,才能打好足球反**这场政治战。
第三、中国足协一直强调要和国际足联接轨,按行规来处理足球的问题,不要司法介入,这是法盲的表现,中国**尚且声明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足球的活动岂能成为法律的特区和盲区?只有司法介入,足球反腐才可能走向彻底。
第四、为了彻底揭开足坛**的黑幕,应该对敢于主动公开承认自己有行贿和受贿行为的当事人给予保护,处理上应尽可能从轻,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人出来说话。
采访结束后,新华社台州分社记者王海涛随即写了新华社内参。
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程局认为,尽管有了一封裁判的匿名忏悔信以及退回的4万元,但中国足协和舆论都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电脑打印的匿名信根本不能当做原始证据,治理黑裁,蓝天集团和吉祥集团必须尽快拿出一份证据。
任薄清当时表示手里还掌握着另外的证据,但时机不到不便公开。与此同时,吉祥集团董事长陈福生也表示在时机成熟之前,不便透露过多的证据。于是,那几天里,大家一直把工作重点放在任、陈二人身上,希望他俩能成为推动“黑哨”事件进展的突破口。
这期间,我被安排和许诺一起去北京,许诺的任务是联系新华社总部的高级记者穆亮,穆亮最近和方海涛两人合写新华社内参,需要我们的配合;我的任务是继续做齐盛军的工作,并试探他是不是就是写匿名信的那个“黑裁”。
因为工作的原因,今年的圣诞节没能和许愿一起过。我知道丫头其实已经悄悄地为这一天准备了很久,但当我告诉她我必须和许诺去北京的消息时,她只是微微笑了笑,并没有怪我。
到了北京,我和许诺马不停蹄地找到穆亮的家,他说谈话写内参这种事儿,在家里比在单位上轻松得多。我本来要去找齐盛军的,但好客的老穆说什么也要留我一起在家吃晚饭。
我们刚坐到他的书房里,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他走到阳台和电话那边的人说了几句,回来的时候神色匆匆地说:“走!”
许诺问去哪,老穆说,去见一个叫齐盛军的裁判。
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这次来北京的目的,所以听到“齐盛军”这个名字,我很意外,小心地问道:“你们认识?”
老穆说,刚认识,通过一个朋友。
大家约好在人民大学门前见面,老穆开着他那辆捷达载着我和许诺赶了过去。
到了大人门前,老穆刚停下车,后面就有人摁汽车喇叭。我看到一个陌生人从车里走出来,另外还有穿着黑皮衣的齐盛军。看到我和许诺也在,齐盛军显得有些意外,我们上前去打招呼。
那个被他们称为“阿二”的陌生男人,也许就是为老穆和齐盛军牵线搭桥的那个人。
我们跟着阿二去了一个地下歌厅,找了一个小包间,房子很小,没有电视和音响,是专门聊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