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办案方法和特点已经有七年了,光是认真记录下的案件就有七十多件。在这些案例当中,悲剧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喜剧,虽然相当一部分仅仅是很离奇的罢了,但这其中绝对没有平淡无奇的。至于原因嘛,那就是他工作起来,对于这种工作本身的执着和喜爱超越了对金钱的追逐和渴望。他对稀奇古怪甚至是近乎荒诞无稽的案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对于那些平淡无奇的案件向来不屑一顾。在众多的案件中,我认为最有特点的应该是比萨里郡斯托克莫兰著名的罗伊洛特家族那一例了。这起案件发生在我刚结识歇洛克·福尔摩斯不久的时候。当时我们都没有结婚,合住在贝克街的一套寓所里。我原本可以早写下这个故事的,然而,当时我曾答应过他,不会把这件事的经过说给任何人听。今年10月,跟这件案情有关的那位女士去世了,所以我觉得也是该我说出真相的时候了,因为我很清楚,周围的人对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死因有着各种说法,甚至还有谣言。这些谣言比这个案子的真相更加耸人听闻。
那是1883年4月初的一天清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站在床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已经穿戴整齐了,要知道,以往他总是很晚才会起床的。我看了看壁炉上放置的时钟——七点一刻,然后又看了看他,眼神里充满了诧异,也有因他影响我的休息而产生的不悦。
“华生,很抱歉这么早吵醒你,”他说,“不过我们必须这样。有人敲响了哈德森太太家的门,而她像要报复一样地来叫醒我,现在该轮到你了。”
“什么事啊?着火啦?”
“是个委托人,似乎是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情绪很激动,一定要见我。这会儿她在客厅呢。一位女士,大清早就在这个大都市里跑来跑去,还把睡梦中的人都给叫醒了,那么牵扯到的事情应该是很紧急的,必须有人去帮助她。你不是对案件很有兴趣吗?这可能将要牵扯到一个有趣的案件呢,我觉得应该让你尽早地参与这件事,所以才把你这么早叫醒的。”
“那我就一定要去看个究竟喽!”
我对案件感兴趣,那是因为我很欣赏福尔摩斯调查时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水准——他的推论迅速而准确,虽然看上去似乎只是直觉,可事实上却总有逻辑根据。这种能力使那些委托给他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我只用了几分钟就穿好了衣服,跟他一起来到了客厅。一位一身黑衣的女士坐在窗前,举止端庄,戴着面纱。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她站起来向我们致意。
“小姐,您早,”福尔摩斯说话时显得很兴奋,“我叫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朋友,也是助手——华生医生。你不用有什么顾虑,你要跟我说的话都可以让他知道。哈!哈德森太太很周到嘛,壁炉已经烧得很旺了。您坐过来吧,我看您都冷得发抖了,我叫人给您端杯咖啡来。”
“我发抖不是因为冷,”那女人说话的声音很小,不过她还是按福尔摩斯说的那样坐到了壁炉旁边。
“哦?那是为什么呢?”
“是恐惧,先生。”说着,她掀起了自己的面纱。她脸上的表情证明了她所说的话——她的确惊恐万分,楚楚可怜——她的脸因为害怕而有些苍白,神情沮丧,眼睛里也充满了惊慌不安,就像是一只被猛兽追捕的小动物。看样子她不过三十岁左右,可是额头上却已经爬上了几根银丝。歇洛克·福尔摩斯仔细而敏锐地观察着眼前的这位女士。
“你别怕,”他站起来,轻轻拍了拍那位女士的肩膀,“我保证我们会尽快解决这件事情的,你是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认识我吗?”
“哦,不,我们不认识。我只是看到你的手套里有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截。你早上起得很早,而且还乘坐单轮马车,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达车站。”
听到这些话,那位女士满脸的诧异。
“小姐,这没什么好惊奇的,”他微笑着说,“你外套的左臂上至少有七处泥点,这些泥点还没有完全干掉。而只有单轮马车才会在行驶时甩起泥巴来,也只有坐在车夫左边的人才会被溅到。”
“不管怎么说,你的判断是对的,”她说,“我早晨不到6点钟就起身上路了,到达莱瑟黑德的时候是6点20分,然后乘到滑铁卢车站的头一班火车过来。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紧张了,再这样下去我肯定会发疯。我实在不知道该去找谁寻求帮助,而唯一那个可以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也是一筹莫展。以前我听别人说起过你,福尔摩斯先生,是法林托歇太太讲给我听的。她说你曾经在她孤立无援的时候给予了她最需要的帮助,你的地址也是她告诉我的。我想你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不是吗?至少可以给濒临绝望的我一点点希望吧。对于你为我提供的帮助,我暂时没有能力支付给你报酬,可是再过一个月或者说只要半个月,我就要结婚了,到那时我会偿还我所欠你的,你也会知道我绝对不是一个食言的人!”
他把灯点亮了在前面带路,表情异常严峻。两次敲门都没有回音,于是他转动了门把手,打开了房间的门,我紧跟在他后面进入了房间,手里的手枪已经扣上了扳机。
我眼前的景象很是奇特。桌子上有一盏灯,遮挡灯光的挡板半开着,因此有亮光从那里照射到了保险柜那里。桌子旁的椅子上面,坐着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他披着一件黄颜色的睡衣,睡衣下面的脚脖子露了出来,两脚套在红色土耳其无跟拖鞋里,膝盖上横搭着一条长鞭子,就是我们白天见过的那条。他的下巴向上翘起,眼睛绝望而僵硬地盯着屋顶。一条怪异的、带有褐色斑点的黄带子缠绕在他的脖子上。当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医生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任何动作。
“带子!带斑点的带子!”福尔摩斯尽量压低声音说道。
我朝前走了一步。看见他那条很奇怪的头饰竟然开始动了起来,一条又粗又短、长着钻石型的尖头和胀鼓鼓的脖子、令人恶心的毒蛇从他的头发中间钻了出来。
“这是一条沼地蝰蛇!”福尔摩斯喊道,“这蛇的毒性在印度是最厉害的。医生在被咬的十秒钟之内就死去了。这也是他罪有应得,阴谋者想要害别人而挖了一个陷阱,最后却是自己掉了进去。让我们把这个动物弄回到它应该待着的地方吧,这样斯托纳小姐就可以被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再告诉警察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他说话的时候,他快速地从死者身上把那鞭子给拿了过来,把活结甩了过去,那蛇的脖子给套住了,从它盘踞着的地方被拉了过来,福尔摩斯尽力伸展着自己的手臂提着那蛇,把它扔进那个保险柜,随手锁上了柜门。
这就是斯托克莫兰的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死亡的真实经过。这样的叙述已经够长的了,所以对于我们是怎样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那位小姐的;我们怎么陪着她坐车到哈罗把她交给她善良的姨妈照看;那不必要但是时间很长的警察调查最后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否认医生是在不明智地玩弄他豢养的危险宠物时丧生的可能等等,在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在第二天和我一起回城的路上,福尔摩斯把一些我还没想清楚的问题向我作了解答。
“亲爱的华生,”他说,“我曾经得出过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也说明了要是你在作判断的时候证据不足,那将非常危险。那些吉卜赛人,那可怜的小姐使用了‘band’这个词,毫无疑问的是表示她在火柴发出的火光下仓皇一瞥所见到的东西,这些事情就足以导致我向一个错误的线索进行跟踪。但是当我弄清楚了,不管威胁屋子里的人的是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是从窗户那里进来的,也绝对不会是房门,我马上就重新思考,这是我觉得唯一算是我的功劳的地方。我想我也跟你说过了,那个通气孔和悬挂在床上方的绳子和铃铛迅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之后我又发现那根绳子形同虚设,而那张床竟然被螺丝固定在了地板上,我就立刻对此起了怀疑,觉得那绳子应该在充当着中介,使某种东西通过那绳子来到这边的卧室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蛇,我知道在那个庄园里医生养着一批从印度运过来的动物,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后,我觉得我的想法应该是正确的。利用任何一种化学方法都不可能检测出毒性的毒药,是训练有素的人通常会想出来的又残酷又冷静的办法。在医生看来,这种毒药可以立竿见影,非常合适。确实,一个验尸官要想检查出被毒蛇咬过的小伤口,需要非常敏锐的眼光。此外,我又考虑到了那口哨声。很显然在天亮之前蛇是必须被召唤回去的,这样可以避免那要谋害的人看到它。他把那条蛇训练得招之即来,所利用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过的牛奶。所以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就把蛇送过通气孔去,而且相信那蛇会顺着绳子爬到隔壁房间的床上去。当然蛇未必一定会咬那床上的人,有可能咬,也有可能不咬,有可能连续好几个晚上或者一个星期她都可以侥幸逃脱,可早晚会有逃脱不掉的那一天。
“这个结论在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得出来了。检查椅子后我发现,那椅子经常有人站在上面,要是为了够得着那个通气孔的话,这么做是完全有必要的。当我们看到那个保险柜,那个盛放牛奶的碟子以及那个鞭子之后,一切疑问都被消除了。斯托纳小姐听到了金属哐啷声,很明显,那是她的继父把蛇匆忙放进保险柜的时候发出来的。当我得出这一结论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验证这件事你已经都知道了。当我听到那东西发出的声音的时候——我敢肯定你也听到了,对吧——我就毫不犹豫地点亮了灯,狠狠地抽打它。”
“最后它不得不顺着通气孔又返回去了。
“而在通气孔的另一头,它则向自己的主人扑了过去,我用鞭子抽打它的那几下着实不轻,把它的本性都给激发出来了,所以这种时候见到任何人它都会上去咬的。所以很明显,对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的死,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想我这么做是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