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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既然受到如此重视，吴长庆也不能只把他作为“无官”的幕僚了，于是奏请授予他官职。李鸿章回乡守制，不在直隶总督之位，但作为北洋大臣，仍参与论功行赏之类“公务”。吴长庆上报袁世凯的功绩：“治军严肃，剿抚应机……”

治军严肃，指的是他斩了七名违犯军纪者，这成了他出头的因由。

袁世凯受命“以同知用”，即按同知的待遇获得正式任用。同知相当于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吴长庆的部将黄仕林和吴兆有等是记名提督的总兵，即本职为总兵，允许称提督。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

从品级上看，袁世凯同这些将官有很大差距，但实际上，清朝官制中武官品级偏高，有名无实。军人舍生忘死地奔波于战场，所以有意识加高了他们的品级，但俸禄是同品级文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一些。例如：以正规年俸而言，正二品文官银一百五十五两，同品武官六十七两。袁世凯按正五品文官待遇，年俸为八十两，比正二品的总兵还多。

清代的俸禄，正规年俸不如另外支给的“养廉银”（支给官吏的一种饷银，以养廉洁之心，勿为生活而勒索受贿）多。同是正二品，文官总督的养廉银为两万两，而武官总兵只有一千五百两，不到一成。

从俸银制度来看，中国的“文尊武卑”是严重的。留驻朝鲜的袁世凯，不拘什么事，全然不把先辈部将放在眼里，就是因为他的文官品级赋予了他这种权限。譬如：与吴长庆携手负责朝鲜问题的马建忠，虽是正四品道员，却可以命令正二品的将军东奔西走，不足为奇。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以同知用”的确是破格提拔。三年一度，拼命参加科举考试，即使“进士及第”，一般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知县而已。一辈子都无希望考取进士的袁世凯，能得到同知的地位，绝非易事。当然，免不了要受吴长庆军中同僚和先辈们的嫉妒。这种嫉妒的流露，就是讽刺诗。庆军驻防的汉城东门外关帝庙墙上，不知是谁写了一首打油诗：

本是中州假秀才，

中书借得无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

杀得人头七个来。

张謇曾把这首打油诗抄录在笔记中。张謇之子张孝若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这首打油诗，留传给我们。据说，诗作者是军旅中的周某。袁世凯的老师张謇抄录这首诗时，一定是忍俊不禁吧。

被袁世凯斩首的七个人，全是黄仕林麾下的兵卒，因此，庆军内部最憎恨袁世凯的就是黄仕林。

一天晚上，黄仕林派人驰奔吴长庆的大本营，报称：“大批日本人身着白衣，渡河而来，欲攻我方阵地，希火速增援。”

吴长庆叫来袁世凯，命他“火速率兵二百，急驰救援”。

当时袁世凯正发着高烧。他不是像其他将领那样住在寓所里，而是住帐篷。这大概是他的拿手好戏，惺惺作态，借以取宠。谁知恰值阴雨连绵，被褥濡湿，他患了感冒。但他毫不退缩，直奔关帝庙，对吴长庆说：“日本与朝鲜已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目前，日本没有任何理由挑起战端。假如日军真的攻击我方，那么，派二百名士兵也无济于事，还是我去侦察一下吧。”

日本与朝鲜之间缔结《济物浦条约》，马建忠曾极力从中撺掇，因为清政府一心要抑制日本对朝鲜的割地要求。结果，条约缔结了，却不得不承认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的驻兵权。

这意味着今后在朝鲜这个舞台上，中、日之间将演出一场霸权争夺战。但刚刚以外交途径解决了问题，日本就突然向清军发动攻势，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我也觉得奇怪，是应当先侦察一下！”吴长庆说道。

“那么我就去了！”

袁世凯迈步走出庆军本营时，险些跌倒，因为他还发着高烧。他一走，幕僚中就有人大声说：“这家伙真讨厌，又演起戏来了。他根本没病，全是装的，咱们老帅本不该上他的当，可是……”

袁世凯仅率四骑，驰向十几公里以外的现场，到达时，东方刚刚发白。那里什么也没有。

“日本人路过这里了吗？”

他们敲开散住在那一带的民家询问，但都只是摇头。

“真的没人路过吗？”

“不，有人路过。”

“谁？”

“河对面朴家送殡的。”

“大约有多少人？”

“朴家是大富户，送殡的人多极啦，没挨个儿数，总有一千人吧！”

“噢？一千人！他们过河了吗？”

“不过河没法儿到墓地呀！”

当时朝鲜有厚葬的习惯，深夜里超过千人的送殡行列并非稀罕事。而黄仕林竟误认为是日本军渡河作战。

这段故事记载于袁世凯门生所写的《容庵弟子记》中，有意夸张了黄仕林的狼狈相。用这种对话方式描述事情的原委，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同黄仕林对立关系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