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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外务省。

外相陆奥宗光给汉城的大鸟发电报：“停止登陆碍难照准。”开战之事，已写进日程表，不能更改。

陆奥在其著作《蹇蹇录》中说：

该公使（大鸟）频向政府来电，意谓目前阶段派如此众多兵员来朝鲜，使朝鲜政府及人民，尤其是第三者之外国人，抱无谓之疑团，在外交上实非上策。然而，视我国之内情，业已形成骑虎之势，中途不能改变既定兵员数。而且，综观清政府之外交手段，近期如何逞其谲诈权变之策，最后将如何欺我，均难预卜。

地方各自为政，中央予以控制，是后来日本的大陆政策的主要模式，但这时还不是那样，起码大鸟公使是个例外。代理公使杉村等人仍然是强硬派，他们责难大鸟的软弱无能。

接到外相复电，大鸟再一次发电报说：

让过多士兵登陆，必然招致外交上的物议。务请命令本使认为多余的士兵全部撤至对马待命。希与陆军大臣商议后，训令大岛（旅团长）执行。

“大鸟公使的心情我十分理解，但……”陆奥把电文反复读了多次，自言自语。

在朝鲜，欧美外交团及侨民如何看待日本，陆奥是十分了解的。他也是外交官，比谁都更为担心。

进驻汉城的日军，不管军纪多么严格，不管行动多么稳当，军人毕竟是军人，一个武装团体绝不会被看成是和平的。日军从仁川往汉城调动，外国使团和侨民看得一清二楚。在牙山登陆的清军却原地不动，所以，他们没看见，甚至也没意识到。

而且，即使知道清军两千人登陆，用陆奥的话说，外国官吏及商民等“不拘表面上如何，内心里仍然默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而且相信这次清政府出兵是依据朝鲜国王的请求”。这确是实情。

陆奥感到遗憾的是，日本把朝鲜当作一个独立国，两国间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却不为外国所详知。

谁都认为朝鲜国王或朝鲜政府绝不会要求日本出兵，相反，清军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会认为这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而来的。

他们（外交团与侨民）不问我国政府出兵之名义及其真意如何，错误地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平地掀起风波，利用时机，企图侵略朝鲜。因之，他们对中国比对日本更多地抱有同情心。欧美驻朝鲜的外交官、领事官，将他们的推测分别报给本国政府。至于那些商民，更加胡猜乱想，向本国报界宣扬。在日清事件之初，此事必将触动欧美各强国之感情。

陆奥在《蹇蹇录》中已经承认国际舆论对日本非常不利。

他深知大鸟公使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在该书中，陆奥还写道：“大鸟公使所请，虽极稳妥，但……”

陆奥承认大鸟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目前正处于骑虎之势。

当然，日本外务省也不断接到日本驻各国外交官的电报。

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来电：

英国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国南下为目的，则承认日本此举。

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现手法。外交官在正式发言以外，有时也依据社交礼节，适当地做些闲谈，不过是些花样罢了。事后才弄明白，青木公使的这个报告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曾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质问日本出兵的理由，态度极其傲慢。

然而，据在西伯利亚单枪匹马闯出了名的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的情报说，俄国远东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俄国不足惧，而英国也终将默认。

与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报也接踵传来。上海大越总领事报告说：“英国准备以再次占领巨文岛为条件，默认中国吞并朝鲜。”天津和北京的电报说：“盛传中国为往朝鲜增援，正在动员军队。”

陆奥外相向川上参谋次长征询：“我很了解大鸟公使的处境，但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现在丢掉这个战机，你说……”

“事不宜迟，现在动手都已经迟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接近完工，俄国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现在的傲慢还只是在口头上，等到下一个机会，谁知道会怎样呢？再说，这次的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到了这步田地，还能缩回去吗？这一点，我想你也是很了解的！”

川上操六露出了微笑。

那意思是说：出兵朝鲜，是我们两人共谋，到了此时，还提什么假定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

6月12日大鸟来电希望把混成旅团撤到对马之日，大本营决定对第五师团进行动员，开赴朝鲜。

设立了大本营之后，动员、作战等均服从于统帅，即使内阁有意见，也无法介入。

大本营的决定属于一级机密，在汉城的大鸟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鸟公使正在同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这时，一户大队已经开进汉城，驻防日军达到一千人。大鸟、袁世凯采取了阶段性撤兵这一现实的方法，意见趋向一致。即：日军撤走四分之三，留在仁川二百五十名士兵；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下四百名士兵，从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乱匪”被扫荡干净，则全数撤走。

然而，在谈判的过程中，大鸟接到东京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