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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您看怎么样？”马问。“那可太好了！我还听说‘洋人’也要去你那里，他的胡琴，乔玉泉的鼓，加上刘连荣的花脸，马富禄的大丑，盛兰的小生，好角儿全上你扶风社了，你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戏班了。不过有一节，别人唱戏当老板，为了自己多赚包银，你这当老板的包银全让‘绿叶’分了，你这‘红花’可剩不下多少了。”叶春善感叹道。马连良说：“我唱戏就喜欢这种火爆劲儿，有他们几位保着我，我还没上场呢，台下的情绪已经让他们给燎起来了。我再来个‘火上浇油’，台底下能不过瘾吧？咱可不能让人家白花钱呀！”叶春善点头称赞：“这戏你是越唱越明白了，让盛兰跟着你，我放心。”

第三章　步入辉煌（6）

所谓洋人，是指一代琴圣杨宝忠。因他爱穿洋装，吃洋餐，拉洋琴（小提琴），又姓杨，戏班人送绰号“洋人”。他是梨园世家出身，祖父是著名花旦杨朵仙，叔伯三弟为杨派须生创始人杨宝森。杨宝忠11岁登台唱老生，21岁拜余叔岩为师。受余师亲自点拨，《击鼓骂曹》等剧最为拿手。嗓子倒仓后，研究琴艺，不仅京胡拉得韵味浓郁，声情并茂，而且精通西洋乐器，擅长拉小提琴及弹奏钢琴。杨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少有的艺贯中西的音乐大家。他曾用小提琴演奏广东音乐《梅花三弄》，曾被美国胜利公司灌制成唱片，风行全国。

马连良将杨宝忠请到扶风社后，待如上宾，视其为艺术上的良师益友。马最欣赏他的地方是杨为唱老生出身，对演唱者的发声、吐字、气口、韵味等都有很深的理解，托腔保调，悦耳传情。马十分厚待杨，给他的戏份是行内最高的，而且在广告和戏单上都注明“特请杨宝忠操琴”。还在乐队的位置里突出琴师专座，力捧杨宝忠，二人合作默契。杨宝忠也使马派的唱腔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精进、美化，更加动听传神、脍炙人口。扶风社也从此步入辉煌。

扶风社不仅吸引大量名角加入，就连普通的龙套演员也愿意来这里。当时各大班社自己不雇用长期的龙套班底，有事就找龙套行的“头儿”，由他来安排。“龙套”分街南、街北两派。“街南”即珠市口大街以南的天桥一带，在那里跑龙套的演员每场收入很少，但每天的场次多，积少成多。“街北”的龙套不少人经常聚集在西珠市口原第一舞台对面的“恒升杠房”，白天为人出殡抬棺材，晚上为街北的戏园子跑龙套，生活比较贫困。

对来扶风社跑龙套的，马连良有特别要求。第一，上台前必须剃头，刮脸，还要抹油彩化妆。不能像在别的班社一样，灰头土脸地上台，没有艺术美感；第二，必须把棉衣、棉裤脱去，再穿行头，不能在台上显得臃肿、难看；第三，不能穿自家的便鞋，必须穿为他们特制的薄底靴，只有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呈现整齐划一、美观大方的效果。这三条在别的班社是没有要求的，班主也认为没必要，观众来看的是角儿，龙套就无所谓了。扶风社也不白要求，遵守这三项要求，都是另加钱的。另外扶风社“黑钱”给得也多。戏班中所谓黑钱，指的是龙套中一些有点技术含量的工作，给予的特别补贴。如《九更天》里，有人需要向马义身上“喷血”，就要加黑钱。工钱比别的戏班给得多，龙套都愿意来这里干活。

1935年，马连良携杨宝忠等一行人马赴汉口，长沙等地演出。到达长沙后，因杨宝忠在汉口有事晚到几日，没有人给马连良调嗓子，当地的朋友就推荐一个叫李孟谔的青年人，唱老生的，会拉琴。调了一段《乌盆记》，又问他会不会《甘露寺》？李说：“我正在学这一段。”马连良说：“那么，我来一段《甘露寺》吧。”两段唱完后，马连良觉得非常舒服，很是高兴，还说：“这大概跟你经常听这段唱片有关系吧？”李说：“一方面是听唱片，经常听，一方面是喜欢您的艺术。”马连良说：“你喜欢我的艺术，想不想跟我上北京去学呀？”李说：“那太好了，我正求之不得呀！……”没过多久，马连良就收了这个弟子，这位李姓青年从此以后改名“李慕良”。

第三章　步入辉煌（7）

李慕良也是梨园出身，父亲李赶三，在戏班里管事，挣钱不多。家中五个孩子加上李慕良的母亲及奶奶，共八口人，生活艰难。李慕良九岁学戏，因没钱请人帮他调嗓，就自己硬来，自拉自唱，竟无师自通。闲来帮别人调嗓挣些零钱，帮补家用。马连良知他是孝子，非常喜爱。听他唱过几段后，知其嗓子还没完全变声，就让他去北京深造，好好地“下一下挂”。李家父母即希望儿子能跟着名师有个良好的前途，又对要远离父母的孩子难舍难分。马连良真诚地表示：“请老人家放心，孩子的事我全包了。”就这样，李慕良辞别了家人，于1936年跟随老师一起进京，那年他才十八岁。

李慕良来到北京之后，马家把豆腐巷前院的西屋给他腾出一间房，从此李长在马家。每天早上李都到东便门城根去练功，喊嗓子，马连良还给他专门请了一个琴师帮他调嗓。李下午给师父拉琴调嗓子，晚上李不是去观摩名家的演出，就是在扶风社里来个配角，马连良说这是最近距离学戏的好机会。由于从南方来京，水土不服，外加自己心气高，练功刻苦，不久得了一种叫“大头瘟”的病症，可把马连良急坏了。马想若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人家交代呀？可不能像自己小时候，差点死在科班里，赶快看西医。于是让长子崇仁陪着，天天去东华医院，直到病好才算舒了一口气。病愈之后李慕良常常向杨宝忠等请益，琴艺大进。不久梨园界都知道了，马家新来了个徒弟，琴拉得不错。

此事被言菊朋得知，他请李慕良为他调了一段《上天台》后非常满意，特意前往马家拜访马连良，希望李慕良“客串”一次，为他操琴三场戏。马连良非常痛快的答应了，并特意去看了一场《法场换子》和《贺后骂殿》。按照当年戏班的旧观念，“吹、打、拉、跟”谓之“傍角儿的”，在行内低人一等，李慕良只是抱着玩票的心态。当他问老师观感时，马连良却鼓励地说：“我有一句话不知你爱听不爱听，你如果专心一意去操琴的话，你得道会比你唱戏早。”马连良胸襟宽阔，爱才识才，为了学生的发展，他特意选定了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沅，作为李慕良的师父。在梨园公会认可后，李慕良正式步入“操琴”的行列。

李平日下午给老师调嗓，马连良经常调的两出戏是二黄的《洪羊洞》和西皮的《击鼓骂曹》。马总是一边唱，一边走，一边东看看、西摸摸，手里不停地动，一副分心分神的样子，可口中的词句一点不错。李慕良就问先生为何如此，马连良说，这样唱戏是为了台上看上去人物比较松弛、潇洒、不死板，要做到内紧外松。所谓台风潇洒，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地锻炼出来的。

就在这年，马连良的扶风社与上海新光大戏院联合，开展了一场“打倒案目”的运动。所谓案目，就是剧场票务推销员，本来也是苦出身。过去上海开戏院的老板，大多数都是没钱的光棍，靠的就是恶势力。有了黑社会背景，就能开戏院了。他们大都是衙门中人，巡捕、包探和大流氓等。只要先凑一点租场子的本钱，然后发话出去，某某人要在什么地方开戏院了，就会有人来送钱，最先来送钱的就是案目。每一个案目必须先交给院方一笔押柜费，如同现在的风险抵押金。比如一个戏院用二十个案目，每人交四百元，则可收入八千元押柜钱。老板就可以拿这笔钱去作为后台演员们的包银开支，戏院最大的开支也就解决了。另外，“前台三行”即手巾、茶水、糖果、水果等项工作，也要交押柜费。有了这些收入，光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起戏院老板了。

第三章　步入辉煌（8）

案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招揽熟客前来看戏，或者引导生客入座。他们可以按九五折从戏院拿票，全额售出后，收入全靠吃差额。按当时戏院平均日入三万元计，院方就亏损一千五百元左右。如果不用案目，虽然不至于没人来看戏，但多数观众可能会被别的戏院吸引去，影响收入。况且，老板们早把案目们交的押柜费花完了，拿什么还？只得依靠他们。如果客人想吃点心、水果等，案目去叫，也按九五扣拿。案目手中掌握着一批大商贾、阔太太之类的客人。案目们多是积了三四场戏后，才去公馆里结账，这样可以多报看戏的人数，多出来的收入尽入自己腰包。每逢新角儿登台前三天的打炮戏，或是新戏上演的前一天，案目们一般会主动跑到客人面前，说这场戏的位子都订满了，我怕您拿不到好位子，就留了几张票给你。客人本来有事，不想去，被他们这么一说，只好去应酬一下，碍于情面不想买也要买了。

案目们在每年生意清淡之时，常有“打抽丰”之举。他们与戏院老板谈好，包定若干天，这包戏的价钱只计成本，不算利润。院方只求保本，由案目付款，所演的剧目，由案目指定。案目自己来印戏票，假定有1000个座位，他们就印1300张票，把票分散给客户，说：“某日，请你们府上各位去看戏，我给你们留了15张票。”于是客人说：“15张票太多了，这几天没时候，给我12张吧！”这样一来，这12张票无论有无人去看戏，自然是要付钱的。这样的“打抽丰”，自然十足客满。

案目在戏院里的势力坐大之后，甚至可以左右老板的意志。如果老板约的某某角儿，到场之后如不对案目有所“表示”，他们下次就对老板提出一致反对意见，说某某角儿的票不好卖，必须请某人某人，我们才有把握，一定能卖钱，老板只好依他们。如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案目们竟会提出全体告退的要求，老板没办法，只能屈服。

实际上，案目已经成了另一种恶势力、地头蛇，戏院、戏班双方都备受他们的辖制，有苦难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海的芮庆荣、孙兰亭等人决定扫除案目的恶势力，开文明戏院的新风。他们把以前放电影的新光影剧院改成演京戏的新光大戏院，院方有雄厚的资本，无须利用押柜等资金运作、经营，一切决定由老板自己做主。约请哪位演员，定什么票价，都不受别人限制。任何观众看戏，一律直接和戏院票务室联系，可以电话预订座位，由戏院派人送票，不多收任何费用。同时还约请极具号召力的名角来配合，彻底摆脱案目，才能在上座方面有把握。马连良就是一个上佳的角色人选，只有他和他的扶风社才有这样的实力，也更便于上海观众接受这种新的风气。当孙兰亭与马连良提出此事后，马连良说：“扶风社，就是扶正气之风的班社！”这一做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此后，上海各大戏院逐渐废除了案目制度，戏院也从此开始了“对号入座”的新规则。

新光大戏院联合马连良的扶风社打响了“打倒案目”的第一炮。开张演出定于1936年大年初一，早在一周之前戏票就已全部售罄。扶风社的人马也提前来到上海，准备开锣。班里有人闲聊天时对院方说，为了你们上海这事，我们这回在北京都没能来得及参加“窝窝头会”的大义务戏，我们角儿可给足了你们面子！原来每年春节之前，北京的名角都要联合起来唱几场义务戏，自己不拿钱，所得收入用于帮补梨园界的穷苦底包艺人，让他们过个好年。这是有德行的好事，而且是有相当地位的名角才能参加。如果名角未能参加年终会演，则会被认为有失身份。上海的底包演员一个个眉精眼企、冰雪聪明。便顺口搭话地说，那就请马老板给我们唱一回义务戏吧，天下戏班是一家呀！我们这些当底包的不比你们北京的强多少！

第三章　步入辉煌（9）

上海的演员与北京不同，北京的演员是拿“戏份”，每演一场拿一次钱。底包、龙套等每天常常赶包，即在二三个剧场分别演出；上海的演员以前也和北京一样，四处赶包。曾有一个花旦演员叫“小双凤”的，演一出文明戏，扮一个时装女子，不卸妆乘着黄包车奔下一家赶场，在租界里的四马路被巡捕拿了。罪名是“男扮女装”，中国人在那里没处讲理，以后就都不赶包了。上海的戏院实行“场团一体”制，即演员都固定在某个剧场，按月拿固定工资。名演员也一样，算“坐班班底”，工资比较高，普通的底包、龙套就没多少钱了。

演员之间闲聊的话传到了马连良耳朵里，他也同意为上海的同行们尽点心、出些力，可没两天就过年了，没有档期怎么办呢？不久，他想出了一个兵行险招、别开生面的“高棋”。他主动去找老板芮庆荣，对他说：“我们想在大年三十半夜唱一场守岁戏，你有什么意见？”芮庆荣听后武断地说：“您别开玩笑了，大年三十晚上大家都在家中守岁，吃团圆夜饭，有些店家忙着收账，那有工夫来看戏呀？”马连良却信心十足地对芮说：“你不用管，不要你的包银，只要把戏院借给我们用用，花些电费，前后台演职员一切由我马连良负责，卖下钱来给大家分红，作为新年红包，希望你赞助我们。”芮老板听马连良这么一说，没有问题，一句闲话。马连良于是与后台管事的商议戏码，不能与大年初一开张的《龙凤呈祥》重复，他不但演戏是主角，派演上也是能手。于是排出刘奎官、刘连荣、马春樵、马四立等人的《英雄会庆贺黄马褂》，大轴是马连良、华慧麟、叶盛兰、马富禄、李洪福的全本《御碑亭？金榜乐》。后台的大小角儿、班底、龙套无不兴高采烈，马老板肯这么出力为大伙谋福利，大家全都卯足了劲儿，准备大干一场。第二天即刻见报，不到下午戏票全部售光，芮庆荣眉开眼笑地说：“马老板真有一套，大年三十晚上买了个满堂，真是喜气临门了！”

1936年春，喜剧大师卓别林来上海访问，梅兰芳陪他及其夫人宝莲高黛来到新光看马连良的《全部法门寺》。当演到“行路”一场时，台下寂静无声，观众们都聚精会神地静听马连良的那段西皮慢板“　　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卓别林用右手在膝上轻轻试打节拍，津津有味地对梅兰芳说：“中西音乐歌唱，虽各有风格，但我始终相信，把各种情绪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却是一样的。”演出结束后，在梅先生的陪同下，卓别林夫妇到后台拜会马连良，双方互表敬佩之意，并合影留念。马连良穿着县令的行头，戴纱帽，着蓝色官衣，卓别林则西服革履。拍了一张二人拱手照，一张二人握手照。卓别林还表示要扮一个“贾桂”，拍照留念。马连良也向卓别林请教美国人是如何经营剧院的？美国艺人是怎样一种生存状况？卓别林一一做了介绍，并推荐他看一些美国的纪录片，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散戏之后，马连良非常兴奋。回到家后，对夫人说：“我就爱唱这出《法门寺》，除了能让生、旦、净、丑都出彩外，常常给我带来好运气。记得民国二十一年，老爷子让我唱戏筹款，给东花市小学校修教室，请了萧先生和侯爷（侯喜瑞），唱的就是这出。萧先生的贾桂，在收到赵廉的银元宝后，爆了一句冷哏：‘把侯巴儿（指侯喜瑞，回民之间的戏称）给我带来的那个油香（回族节日食品）给他烤两张！’这台底下的回回观众能受得了吗？全‘喷’了！当天的筹款不但能修教室，还多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