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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开饭须待掌灯以后，如果觉饿，可以随便要些点心来吃。大约十点钟船就进城了。

这种船都是双桨双橹，驶船人技术很精，能叫船快慢自如，并且还会弄许多样把戏，最好的是“打招”，一篙下去，船就在水中打起盘旋，四周围水如溅珠，真个有趣！这时候的姑娘差不多都会唱几段小曲，有的还能唱整出的昆腔。用的乐器，就是笛子和琵琶。琵琶是自己弹，笛子有师傅给吹。我不会唱，因为从小没有下过功夫，临时赶着学些，那就差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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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洪钧

我十三岁那年，出去的工夫不多，就认识了洪先生。这时候他正丁忧在家。初次一见面，我俩便很投契，他爱我极了，只要在一起，话总是不会说完的。

洪先生的家在苏州城内北张家巷。他不常出门，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有吴承儒、姚念慈、沈问之、老潘四大人几位，都是当时苏州很有名的人物。他们闷了时，常斗一种牌，名叫“打黄河阵图”，这种牌也有花，么二三等，输赢很大。

他们每次斗牌，总叫我在旁边陪着。

洪先生一天不见我便想我，他的朋友们就说：“你既对彩云这么好，为什么不娶了她？”他道：“我年纪太大了，觉有些不好意思。”

这时洪先生是四十九岁。后来他的朋友们竭力怂恿，就托人向我祖母提说，我祖母嫌是做偏房，执意的不肯，他们又托过来许多人，长说短说，我们这边所提的条件，洪家也一一答应了，这才说成。

媒人算是吴承儒、姚念慈。

翌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过去。我十四岁，洪先生整五十。

婚礼也很庄重，坐的是绿呢大轿，前面打着红状元纱灯，仪仗甚都，好不气派！洪先生名钧，号文卿，祖籍也是徽州。三十岁中的状元。正太太比他长两岁，南京王家的小姐。还有一个姨太太是扬州人。有一个少爷是正太太生的。少奶奶是陆家的小姐（陆润庠之女）。一家人都很和蔼，正太太待人尤好。我过去，他们都很喜欢我，都称呼我“新太太”。

到四月，洪先生三年服满，带我进京。五月里便放了出使俄、德、奥、和四国钦差大臣，没有能在京多住就动身了。

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长龙船（创于曾国藩，以其船身颇长，故名），这种船身子很长，两边用许多船夫，驶起来快极。一路上迎接钦差的人很多，真忙个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轮船，应酬才少些。

到上海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我们下了船，我见洪先生已上了轿，我也就随着上轿，这时候蓦然响了三声大炮，我不知道是作什么，把我吓得脸也发了白，身上打起抖来，女仆们赶忙搀着我才上了轿。原来这是放一种表示敬礼的炮，我那里经验过？事后一想，觉得真可笑。

我们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宫（清出使外洋大臣，多以此为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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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

跟着洪先生到欧洲去的，家属里只有我一人，正太太因须要留家操持事务，不能够去；那个扬州的姨太太，身体也过弱，常常抱病，禁不起轮船的颠荡。此外还带了些随员和男女仆人，随员中，他的学生很多。我们出洋的一切装束，全是中国样子，或便衣或官服，洪先生最讨厌人穿洋服。可是我们在船上吃的却都是洋餐。

我们是过了中秋节，又耽搁些日子才动的身，到柏林已届十一月了。

柏林的中国使馆（非今馆）很是阔气。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别墅，景物殊幽雅，一座长形的楼，有三层高，建筑得闳丽曲邃。院的周围种植了许多花木，到春天，树青花艳，再配上那茸茸象绿似的细草，真好看极了。楼后有一道小河，能划船，闲暇时荡漾其中，叫人心爽意适。楼里面的装置也颇讲究，如宴会厅、办公室、卧房等等，无一不备。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楼内的右边，占了有十几间房。这房是租赁人家的，房主本来要卖掉它，先索价很低，洪先生不愿意买，后来想买又贵了，终于没有买成。

我去欧洲，只带了两个女仆，因那时的人多不开通，一说到外洋，谁也踌躇着不敢去，有去的索工资也过昂，这两个女仆每月的工资就是五十两银子。到欧洲感觉着不够使用，又雇了四个洋丫环，工资倒很便宜，一月四十两，还是她们自己吃自己的。洋丫环很会服侍人，体贴极了，比起中国的仆人对主人，还要忠实、听从得多。

我们在欧洲还是吃中国饭。一去时就带了两名厨师，烹饪技术都很精，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后来归盛宣怀家用了。洪先生对于饮食上最爱讲究，也最有研究。家里每次请客，调制出的菜品，有许多样是外边做不来的。使馆里有请客时，我们也是给预备中餐，欧洲人也最爱吃，不过要嘱咐厨师把菜作清淡些，减去油腻，因油腻是中国菜的一个大缺点。吃的方法是仿洋餐各自分食。他们吃完以后，都极口称赞，说：“中国菜滋味最美，最好吃。”———这句话可不是容易获得的呀！因为那时厨师少，忙不过来，随便找个人又帮不上手，都是我帮忙，有时候手脚不闲的忙上好几天，才能弄完，真累极了！最可笑的，是叫洋丫环拣燕窝，她们那里弄过这个？把眼睛全弄红了。

我在欧洲还请了一个女陪伴，这种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质，不过比起普通女仆却高贵，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吃饭，彼此相待也有些客气。我请的这个女陪伴，没有什么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给我梳梳头，整日价便陪着我闲玩。我的德国话就是从她学会的。

有人说，我在欧洲的举止很阔绰，每次由外边归来，都有四个洋丫环提着明角灯引导我上楼，这事倒有；不过，我在国内时，也有四个丫环给我打灯笼。又有人说，我在欧洲常常到各跳舞场里去，那却是一派胡诌。要想一想，我是个缠脚女子，走动起来是如何的不方便，而且我在欧洲就连洋装也没有穿过，叫我怎么跳得起？休说到跳舞场，便是使馆里遇着请客，按照外国规矩，钦差夫人应该出来奉陪，可是我只出来打个招呼，同他们握握手，就退回去。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

德皇同皇后，我都见过几次，觐见时，我穿中服行西礼，鞠躬或握手，有时候也吻吻手。时候常是在晚间，那时宫里还没有电灯，全点蜡烛。有名的俾斯麦宰相，我也见过，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长长的胡子，讲起话来声音极洪亮。

我住柏林最久，也到过圣彼得堡、巴黎、伦敦等处。但只是游逛性质，不几天便回。我在柏林还生了一个女孩，因生在德国，取名叫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