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地主波皮耶尔斯基一直住在府邸,虽说众所周知,他在那里住不长久。他的妻子把孩子们送到了克拉科夫,现在她是往返于克拉科夫和太古之间作搬家的准备。
看起来,地主似乎觉得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横竖是一码事。他继续做他的游戏。他日日夜夜待在书房里。他在双人沙发上睡觉。他不换衣服,不刮胡子。他妻子去看望孩子们的时候,他索性不吃饭,一连三四天饿肚子。他不打开窗户,不跟任何人说话,不出门散步,甚至不下楼。有一两回,县里有人就国有化问题来找他。他们夹着装满法令和图章的皮包。他们使劲擂门,拉扯门铃。那时他便走到窗口,居高临下地朝他们瞥了一眼,搓着手。
“一切都正确无误!”他用已经不习惯于说话的嘶哑嗓音说,“我就要走到下一层了。”
有时,地主波皮耶尔斯基需要自己的书籍帮忙。
游戏要求他掌握各种各样的信息,不过他在这方面并没有麻烦,一切他都能在自己的藏书中找到。由于做梦在游戏中起了根本的作用,地主学会了按自己的意旨做梦。更有甚者,他逐渐赢得了对梦的控制,在梦中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与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同。他能有意识地根据意旨做梦,另一方面,他也能同样有意识地立刻从梦中醒来,如同从栅栏上的窟窿里钻出来一样。他只需要片刻时间,就能完全清醒过来,然后便开始新的行动。
他所需要的一切,游戏都能给予他,甚至比他需要的更多。他又何必走出书房?
这时,县里来的官员夺走了他的森林、整整一季采伐的木材、耕地、池塘和牧场。他们送来了文件,文件上通知他,说他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矿厂、锯木厂、酿酒厂和磨坊已不属于他。最后,府邸也不属于他。他们客客气气,甚至给他规定了移交财产的期限。他的妻子先是哭哭啼啼,后来只是祈祷,最后动手收拾东西、装箱、打包。她是那么削瘦、蜡黄,看上去就像弥留的病人床前点的蜡烛。她那突然变白的头发,在半明半暗的寒冷府邸里,同样闪烁着苍白的光。
地主太太波皮耶尔斯卡没有抱怨丈夫发了疯。让她心烦的是,她不得不自己作决定:什么东西能带走,什么东西得留下。然而当第一辆汽车开来的时候,面色惨白、胡子拉碴的地主波皮耶尔斯基走下楼来,手里拎着两只皮箱。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他不肯给人看。
地主太太奔到楼上,聚精会神地把书房凝视了片刻。她的印象是,书房里什么也没少,书架上没有任何一点空出的地方,没有搬动任何一幅画、任何一件小摆设,什么也没动。她唤来搬运工人,而他们信手把书籍胡乱塞进硬纸箱里。后来,为了干得更快,他们从书架上把书籍成排地往下扒拉。书籍张开自己不会飞的翅膀,无力地散落成一堆。后来纸箱不够用,工人们也不去管它们,搬起装满的纸箱就下楼去了。直到事后才发现,他们搬走了从字母A到L的所有书籍。
在这段时间内,地主波皮耶尔斯基站立在汽车旁边,满意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封闭的环境里待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接触到新鲜的空气,这使他头晕目眩,像喝醉了酒似的。他想放声大笑,想玩乐,想跳舞。氧气在他稠浓的、缓慢流动的血液里燃烧,使干得粘结在一起的动脉膨胀开来。
“一切都像应有的那样准确无误,”他在汽车里对妻子说,他们的车子沿着官道,驶在通往凯尔采的公路上,“凡是正在进行的一切,都进行得很好。”
后来他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使得司机、工人和地主太太彼此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
“梅花八给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