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周会花三十法郎喝酒,这样便能参与这一带的社交生活。每逢周六,我们会在三雀旅店楼下的小酒馆里,度过其乐融融的夜晚。
小酒馆有十五平方英尺,地板是砖砌的,满满当当挤了二十个人,烟雾缭绕,光线晦暗。小酒馆里的嘈杂声震耳欲聋,因为人们扯着嗓子不是在讲话就是在唱歌。有时候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有时候所有人会突然开始合唱一首歌,唱的可能是《马赛曲》、《国际歌》、《玛德隆歌》或是《草莓和覆盆子》。有个叫阿萨娅的大个儿乡下姑娘,每天在一家玻璃厂上十四个小时的班,她唱了一首歌,歌里讲什么“他丢了裤子,只会跳查尔斯顿舞”。阿萨娅的朋友玛丽奈特是个又黑又瘦的科西嘉女孩,脾气很犟,她把双膝绑在一起,跳了段肚皮舞。罗吉耶老两口进进出出,到处跟人讨酒喝,还老想给别人讲一个又臭又长的故事,说有人骗过他们一个床架子。R先生面色惨白,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默默地灌酒。查理完全喝醉了,半是跳舞、半是踉跄地来回晃悠,一只胖手试图端稳一杯劣质苦艾酒,另一只手在女人的胸前占点小便宜,同时嘴里还朗诵着诗歌。人们靠比赛玩飞镖和掷骰子来赌酒喝。曼纽埃尔是个西班牙人,他会拽几个姑娘到酒吧里,在她们的肚子上晃骰子盅,说这样能带来好运。F太太站在吧台里面,快速往锡质漏斗里倒光一瓶又一瓶葡萄酒酒,她手边总有一块湿抹布,因为酒馆里的所有男人都想跟她发生点关系。大个儿瓦工路易的两个私生子也在,俩人坐在角落里分一杯果子露。大家都兴高采烈,坚信这世界是个好地方,我们是一群显要人物。
过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嘈杂声仍丝毫没有减弱。到了大约午夜时分,有人尖叫一声“人民啊!”,接着传来椅子落地的声音。一个金发红脸的工人站起来,砰地一声在桌子上砸了个酒瓶子。大家停止唱歌,纷纷说道:“嘘!弗莱克斯又开始了!”弗莱克斯是个怪人,来自利穆赞,工作是石匠,他老老实实上一个礼拜班,一到周六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大发酒疯。他丧失了一部分记忆,战前的事情一概不记得,要不是F太太看着他,他早就喝酒喝得小命不保了。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前后,F太太会找人“拦着弗莱克斯,别让他把工资都败光了”,等他被人拦着了,她就会把他的钱都拿走,留下几个散钱只够他喝一杯好酒。有一个星期没能拦住他,结果他跑到蒙日广场喝了个烂醉,被车撞了,伤得不轻。
弗莱克斯身上有一点很奇怪,清醒的时候他是个共产主义者,可一旦喝醉了就会变成激昂的爱国者。晚上刚开始,他净说些美好的共产主义原则,四五升酒下肚之后,他就成了激进的沙文主义者,指责间谍,叫嚣着要跟所有外国人打架,如果这会儿不阻止他,他就开始扔酒瓶子。到了这个点上,他就会发表爱国演讲,每个周六晚上都是如此。演讲的内容总是如出一辙,连个词儿都不改:
“共和国的公民们,这里有法国人吗?如果有的话,我要站出来提醒你们,实际上,我要提醒你们战争年代的光辉岁月。当我们回首往事,回首当年的同志情谊和英雄主义——实际上,回首的就是当年的同志情谊和英雄主义。我们还记得牺牲的英雄,实际上,我们记得牺牲的英雄。共和国的公民们啊,我在凡尔登战役中负过伤——”
说到这,他会撩起衣服,给大家展示他在凡尔登战役中留下的伤疤。于是便会有人给他鼓掌喝彩。我们都觉得,弗莱克斯的演讲是全世界最滑稽的事情。他是这一区出名的景观,其他小酒馆里的人经常特地跑来看他发酒疯。
人们互相窃窃私语,逗着弗莱克斯上钩。有人向大家使眼色,让大家保持安静,然后邀请弗莱克斯唱一曲《马赛曲》。他唱得很好,优美的男低音很好听,一唱到“拿起武器吧,人民们!列好队!”的时候,胸腔深处还会发出充满爱国之情的呜咽声。货真价实的眼泪顺着双颊流下来,他醉得太厉害了,都没看出大家是在嘲笑他。在他快要唱完的时候,两个壮实的工人走出来,一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撂倒,阿萨娅站在他刚好够不着的地方大喊“德国万岁”。受到这样的侮辱,弗莱克斯一下子变得脸色铁青。小酒馆里的人开始一起大喊“德国万岁!打倒法国”,弗莱克斯挣扎着要起来抓住他们。不过他会忽然毁了我们的兴致,他变得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四肢也瘫软无力,还没等我们拦住他,他就吐了一桌子。然后F太太过来,像抗麻袋似的把他拖到床上。第二天早上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彬彬有礼,还买了一份《人道报》。
那张桌子被抹布擦干净后,F太太又拿来几瓶一升装的酒和几条面包,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地喝酒,大家唱歌唱得更起劲了。一个流浪歌手带着班卓琴走进来,五个苏表演一次。一个阿拉伯人和街上另一家小酒馆里的一个姑娘跳了段舞,那男的来回挥舞一个彩绘的木质男性生殖器,大小跟擀面杖差不多。这会儿小酒馆里的喧嚣声时不时会停顿一下,人们开始聊天,聊艳遇,聊战争,聊在塞纳河上钓鲃鱼,聊闹革命的最佳方式,还会讲故事。查理的酒又醒了,截住了人们的话头,就他自己的灵魂问题发表了五分钟的看法。门窗都打开了,给屋子里送进了凉风。街上空空荡荡,能听见远处的送奶车沿着圣米歇尔大道前进的隆隆声。冷风拂过我们的额前,粗制滥造的非洲酒尝起来还是很可口,我们依旧很高兴,但是心里装了心事,再没有兴致叫嚷或搞笑了。
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不再高兴,感到周六晚上的快乐正渐渐溜走,于是急急忙忙继续叫酒喝,可F太太开始往酒里兑水,因而酒的味道变了。男人们脾气越来越差。姑娘们被人粗暴地亲嘴,胸部被人乱掐,于是她们匆匆离开,以免遇上更糟的事情。大个路易,就是那个瓦工,彻底喝醉了,趴在地上汪汪乱叫,以为自己是条狗。别人开始烦他,他一经过就踢他。大家互相抓住胳膊,没完没了地吐露心声,要是发现别人没在听还要发火。人群慢慢散了。曼努埃尔和另一个赌棍到街对面的阿拉伯小酒馆去了,那边可以打牌打到天亮。查理忽然问F太太借了三十法郎就消失了,应该是逛窑子去了。大家干了自己杯里的酒,说了一句“女士们先生们!”,就回房睡觉去了。
一点半的时候,最后一滴欢乐也蒸发了,除了头疼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美好世界的美好居民,只是一帮工资少得可怜的工人,一帮肮脏凄惨的醉鬼。我们还在继续灌酒,不过仅仅是出于惯性,酒在嘴里一下子变得令人作呕。脑袋感觉涨得像气球,地板开始摇晃,舌头和嘴唇都给染成了紫色。最后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继续了。几个人跑到小酒馆的后院里去呕吐。我们爬回各自床上,衣服半脱地栽进被窝,一觉睡上十个小时。
大部分的周六晚上都是这么度过。总的来说,有那么两个小时里,心情开心轻松得不得了,好像后来的头疼也值了。对于住在这一带的很多单身汉来说,既然未来无望,每周跟大家一起喝酒正是值得活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