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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早晨好像突然发现,拐子四哥的头发几乎全白了!当时心沉了一下……我提醒自己:面前的兄长是一个身带伤残、一拐一拐走过了这么多年的人;老境将至,他再也走不动了……事实上他只想待在这个茅屋里,领着斑虎,把余下的一段日子过完。他已经没有别的奢望,也不再做其他打算——这位童年挚友,这个即将走向老迈的兄长早就舍弃了一切,浮泛的热情在一生的流浪中全都耗尽了,剩下的只有内心里的那股坚忍和决意。作为芦青河两岸一个有名的流浪汉,他经历之艰辛曲折,无人能比。这片荒原的一角、慢慢沉陷的土地上,最后的日子里,人们将会看到一座孤零零的茅屋屹立着,门前站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和他的老伴,他们牵着自己的一条狗……
一个时时蹦出的问号就是:眼下和将来,我能为他做些什么?而在这样不安和焦虑的日子里,他却能够呼呼安睡——我从来到这儿之后就有了一种恐惧,老觉得茅屋在摇晃,地底在隐隐作响——那种咯吱咯吱的像碾碎了瓷片似的声音,让人在半夜醒来感到阵阵颤栗。
四哥告诉,有一天他正站在园子南边用铁锹铲一条土埂,一群人呼呼跑过来,个个都一脸慌张。问了一下才知道:南边那儿升起了一股粉红色的烟雾,这烟雾一开始摇摇晃晃像个草垛子,南风一吹就向西北飘去,田边的牛来不及放开缰绳,结果一下被呛倒在地……大伙就没命地向东北方跑来。四哥说那天他听着一群人喊叫,手搭眼帘往南望,什么也看不见。大家说那是风向变了……“它们飘到海上哩。”
浩瀚的大海会消融一切吗?
这天下午,西邻园艺场的头儿差人来找我:有个重要的外商来了,场长想和你一起与对方谈极为重要的项目,他们这会儿正在场部招待所里。
我不知端的,就匆匆赶到了那里。招待所里并没有外国人:原来所谓的外商是个华人,一个肥胖的女人,戴着很大的金属耳环,浓妆艳抹,涂得很重的青眼圈像刚刚挨过拳头似的,坐在一伙人中间说说笑笑。有人一旁介绍说,这人已经到内地很久了,一直住在那个海滨小城的宾馆里,说是要为当地投资上千万美元。这种诱人的事让小城里的头头儿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把这个消息电告了许多部门,结果她走到哪儿都受到了最好的接待,出席没完没了的宴请。这真是个奇怪的年头:有人一听说外商就瞪大了眼睛,跟这些人说话腰一直弓着。这个女人说要到海边看一下办厂地点,于是就来到了园艺场。她提出要和场里联合开发一个新项目,结果把园艺场的头儿一下给迷住了。
女人的助手是个矮矮的男人,穿得非常讲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条紫红色的领带,有点像传说中的海妖:深夜出来,伸着长长的紫舌头……我一看女人和她的男助手,心里就忍不住要涌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想的全是海边妖怪的事。窗外不断听到一些人在喊:“外商来了,外商来了!”大概整个园艺场都知道了这件大事。
场部小招待所只有一个像样的套间,就留给了胖女人。在小餐厅里,他们请她品尝当地特产和最好的葡萄酒——所有的葡萄酒都是那个著名的葡萄酒城出产的,当然是我们武早的代表作。喝着这样的酒,胖女人高兴起来。她掏出名片分发四周,又递给我一张。她忘记了这是给我的第三张名片了。胖女人已经醉了,把眼前的一杯酒端起来,非让我喝掉不可。我说不想再喝了。
“大男人怎么能说不喝呢?”
一边的场长用怨怒的目光看着我。胖女人在我的后脑勺那儿戳了一下,我一转脸,她突然把那杯酒倒在我微微张开的嘴巴里。这种放肆让我毫无准备,我一点没有犹豫,噗一下把酒全喷出来,溅了她和男助手一脸。
男助手很尴尬地站起来,咳着,用脚跺了一下地板,弓着腰到卫生间去了。胖女人却哈哈大笑,鼓着手掌……
下午胖女人要出去看一看,说只有厂址选准了,才能具体坐下来谈。“我们要建一个优美的、最大的,海滨企业!”
场长说:“啊呀,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胖女人回头瞥我一眼。她拍着我和另几个人的肩膀,抽出一支烟叼在了嘴上,微微点头说:“这里还远远没有开发呢。”
男助手说:“好地方,好地方。”
一旁的人站在那儿往这边看,矮小的男助手就伸出中指和食指,向大家比划了两下,不知是什么意思。
胖女人不时看看路旁围观的人,大仰着脸,两手抱在胸前。我们在蓬蓬草地上走来走去。后来她从口袋中拿出一个片状的太阳能小计算器,伸出涂了荧光指甲油的食指在上面点来点去,对凑上来的小男人咕哝了几句。男子频频点头。我很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一会儿她转过脸,对我咕哝说:“我真担心这里的办事效率……昨天我跟场长讲好八点钟到宾馆接我,可是八点十分了车还没到。这就是内地的情况,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她又跟助手讲了一些谁也听不懂的粤语,开心地笑了。接着她又提高声音说给我和周围的人听:“在我们那儿一切都严格得很啦。有一天我到公司里去,已经是七点一刻了。七点一刻是公司上班的时间,我进去一看,还有三个雇员没来。我想好吧,就站在窗前等。我要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公司。这窗玻璃只能从里边望到外边,从外面是绝对看不到里面的——一会儿那几个姑娘来了,急匆匆的脸也没洗干净,大概是睡过了吧?过了五分钟我打电话把她们叫到办公室。她们已经化好了妆——就是说,她们来晚了十分钟,因为化妆至少还要用去一会儿。我问:‘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们都摇头。我说对不起,你们被辞退了。她们一声不吭,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有一个走了几步哭了。我不理她,先一步离开了办公室。”
她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又冲我点点头。我心里却在说:“凶狠的、得意的资产阶级!”
外商吃过午餐就走了。可是她留给园艺场里的却是长久不息的兴趣。场长不止一次掏出她的名片,翻来覆去地看。那上面印着可怕的头衔,挤满了密密麻麻一张纸片。场长把名片掖到怀里,问我:“你注意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