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知道卫立煌在香港的处境和愿回大陆的心情后,立即指示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秘书、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给卫立煌写信,欢迎他回大陆。卫立煌见信后,知道是周总理叫他回去,内心十分高兴,久久不能平静。他即说服夫人韩权华,让她与自己一同回大陆,并很快做好一切准备,不久,便坐上了香港至澳门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轮船在南海上破浪前进,卫立煌也平静不下来,他的思绪已神越天外,想到了很多很多。他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第一次乘海轮从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是40周年,这40年好像十分短暂,但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一个受人欺凌、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独立的新中国。而自己40年来,也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历尽艰险,备尝苦痛,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想到这些,不禁百感交集。
轮船于3月15日上午到达澳门,卫立煌登岸后,与夫人简单吃过早饭后,即坐上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往广州。很快,便到了这座花一样芳香、美丽的南国城市。卫立煌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抗日名将卫立煌(2)
他处处感到顺心,处处感到温暖,像天涯游子回到了母亲的膝下。他即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发出电报,向他们致敬,报告他已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
3月17日,毛泽东亲自回电,对卫立煌回到人民怀抱表示欢迎,电文说:“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的电报来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便与卫立煌商量,建议他先到江南去看看。因此时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让卫立煌到那里去散散心,以解在香港数年的郁闷。
卫立煌欣然同意,于是,他与夫人乘火车出韶关,经湖南、江西等地,到达浙江,先游览了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领略了西湖“浓抹淡妆总相宜”的韵味。然后到了上海,略略参观了一些地方后,便来到了无锡的太湖。准备在这“五湖烟水独忘机”的美景中多休息几天,再北上赴京。
4月4日,卫立煌突然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周恩来将要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但他知道卫立煌夫妇回来了,十分惦念,想在临行前见见他们,因此,希望他们立即来京。于是,卫立煌夫妇当晚便乘上了北去的列车。
早上6时,卫立煌夫妇到达北京。下午5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设家宴招待。席间,周恩来与卫立煌共叙两次国共合作的旧谊,特别提起抗战初期在延安见面的情景,历历往事,如在昨日,谈起来都万分感慨。邓颖超和韩权华原是天津时的同学,回忆旧事,分外亲切。他们知道总理第二天就要出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作长时间的谈话,更是感动万分。
随后,毛泽东主席也接见并宴请了卫立煌;刘少奇委员长在会见时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国家近况,并坦诚地向他征求意见;朱德副主席会见他时,像老朋友一样问长问短,十分关心,也在家里设宴招待他们。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卫立煌亲如兄弟的情谊,使他如临旭日,如坐春风,他感到大陆的亲切,感到祖国母亲的温暖。
随后,新华社发表了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告朋友书中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短短几年的建设,改变了国家的面貌,“凡百设施,突飞猛进”,取得了巨建成就;抨击了蒋介石在台湾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内外政策,指出他们以此勾结美国力量,妄想###是“痴人说梦,白日见鬼”,鞭挞了“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的狼子野心。最后,卫立煌希望各位在台的袍泽朋友“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位珍重。”卫立煌的告袍泽朋友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卫立煌回大陆后,先后到很多地方作了参观游览,从南到北,处处都是新气象,他看到旧中国那种“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城郭萧条”的乱摊子,经过人民的建设,正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麦浪翻滚、禾稻葱绿,替代了过去的田园荒芜;烟囱林立、广厦鳞比,代替了过去的断垣残壁;新工厂、新农村、新城镇不断涌现。一切都与过去迥然不同,他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鼓舞、所振奋,也下定决心,全力报效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卫立煌回大陆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先后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他经常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还经常到各地去视察访问。他精力充沛,工作认真,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自己的国家。
1956年下半年,为了帮助各党派和一些民主人士提高思想觉悟,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共同进步,全国政协成立了社会主义学院,给他们提供学习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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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卫立煌(3)
社会主义学院的成立,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的欢迎,他们纷纷报名
参加学习,一时参加者达160多人。
卫立煌也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当时,他选修政治经济学课程,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课以外,平时在家里,还买来很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孜孜不倦地读,并仔细做笔记,写心得体会。他说:“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是不行的,闭着眼睛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他还说:“在香港时,我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那时学的不深刻,也不系统,现在得到进社会主义学院这个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卫立煌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断捉高了思想认识。他结合自己的思想及所见所闻,写了一篇《回到祖国大陆之后》的文章,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宣传,希望他们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
对于卫立煌的进步,对于他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进行自我改造的上进精神,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特别提到卫立煌,说:“一切善意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的话,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立场、走到人民方面来的最充分的肯定和最热忱的欢迎。
毛泽东的话使卫立煌深受鼓舞,他恨自己觉醒的太迟了,为国效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决心抓紧时间,尽力工作,回报国家对他的期望,回报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回报人民给他的荣誉。
正当卫立煌满怀热情,全心为他所热爱的新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却病倒了。
1958年5月,卫立煌患咽道神经麻痹症,咽不下东西,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周恩来得知后,即关照北京著名的医生为他诊治,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会诊治疗,逐渐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