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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过了不久，卫立煌由于冠状动脉硬化，突然发生心肌梗塞，马上被送进医院，受到医院精心治疗和很好的照顾。但由于他抗日战争时期从马上摔下来造成的脑震荡，以及长期所患的糖尿病也同时发作，病情不能很快制止，本来十分健壮的身体也逐渐衰弱。虽然多种疾病并发，体力虚弱，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听收音机，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感到高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卫立煌病重的消息后，十分关心这位老朋友的病情。周恩来，朱德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坚定信心，同疾病作斗争，他感动得流下热泪。

特别是朱德，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一次，每次到了医院后，总是长时间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卫立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挚友，已是76岁高龄，还时常来医院探视，内心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喜欢朱德和自己呆在一起，每当朱德来时，他都十分高兴，他们一起谈论很多问题，也一起回忆过去那难忘的往事……

那是1938年1月，卫立煌接到通知，到洛阳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一战区、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在会场中，他见到一位年纪50岁左右，穿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的将领，此人整个穿着有如一田舍老翁，但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便私下问人，这是哪方面军的长官，有人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卫立煌听了，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全国闻名的总司令竟如此朴素，一下子便产生了好奇心与敬慕之心。他主动上前与朱德交谈，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亲近。朱德的平易近人，谦虚朴素，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二十天后，是中国传统的旧历年，卫立煌带领部下，抬着礼物，亲自到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洪洞县马牧村给朱德拜年，为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军事将领聚集一堂，共庆新年。此后，朱德与卫立煌又多次打交道，他们熟悉起来，成了情深谊重的老朋友。

抗日名将卫立煌（4）

卫立煌回大陆后，朱德虽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位，但对卫立煌仍然如挚友一般。

病房里，朱德与卫立煌两位挚友推心置腹，恳切交谈，他们回顾以往，也憧憬未来，都希望能尽早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多风、多冰冻的严寒季节，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卫立煌所患老病不见减轻，又偶感风寒，患了感冒，由感冒又转成肺炎，病势日见危重。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怀下，北京中、西医界著名的医生共同会诊，精心治疗，始终无效，不见好转。这样拖到了1960年。

新年来到了，但寒冷的冬天还没离去，1月15日，北京又降大雪，卫立煌禁不住严寒，病情恶化，很快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

16日，朱德副主席不顾年事已高，寒气逼人，冒着大雪又来到病房。这时，卫立煌已不能讲话，神志完全不清。朱德望着这位共产党的真诚朋友，自己相交几十年的知己，内心充满难舍难分的感情。他沉默无语，坐在病房，久久不忍离去。

如此深情，如此厚意，使卫立煌的家属感动得热泪长流。

各科医生都来了，他们对卫立煌进行了紧急抢救，用尽种种药物与医疗手段，都不能奏效。抢救到第二天，即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溘然长逝，终年64岁。

1月20日，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卫立煌先生的公祭大会，灵堂前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各界人士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参加了公祭大会。

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悼词说：“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是对卫立煌一生最公正、客观的评价。公祭大会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位于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这些革命前辈共垂千秋。

卫立煌先生如果死而有知，亦应该含笑九泉。

大汉奸汪精卫（1）

1938年12月18日，战时陪都重庆霜雾笼罩，寒气逼人，一阵阵西北风打着呼哨，从湍急的嘉陵江上刮过，在山城的房宇、树梢上肆意虐行。上午8时，戒备森严的重庆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车停后，走下三男一女，一个个神情慌张，东张西望，注视各方面的动静。不久，一辆黑色小轿车又疾驰而来，从车上又走下三个人，这前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及老婆陈璧君、秘书长曾仲鸣等一伙。他们此刻是乘蒋介石在中央礼堂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之机逃出来的，准备乘机直飞昆明，与早先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汇合，再飞往河内，去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可耻的汉奸的。

早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汪精卫就散布亡国论调，为其降日###作舆论准备。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大弹民族失败的低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汪精卫还竭力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并以他为中心，聚集起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帮人，由于他们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和亡国论，人称“低调俱乐部”。

1937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大唱日、满、华携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

对近卫声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明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而汪精卫则认为时机来到，便加紧同日本联系，还指使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进行密谈，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协定，同时还拟定了汪精卫潜逃投降的行动步骤。汪精卫此时出逃正是按计划行动的第一步。

汪精卫等人到机场后，因飞机要加油，迟迟不能起飞，他们只能在机场等候。汪精卫心急如焚，当机场官员请他到高级候机室休息时，他谢绝了。他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慢悠悠地在寒风刺骨的机场停机坪散步。

好容易熬到飞机起飞，恰逢空军司令员周至柔也搭乘这班飞机，为了在汪精卫副总裁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飞机技术，周至柔走进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这一下不打紧，却使汪精卫惊魂不安。他知道周至柔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心中猜疑，是不是蒋介石已知道他的行踪，派周至柔前来监视，故意让他上了飞机后，再驾驶飞机回重庆，想到这里，汪精卫不禁面如死灰，全身冷汗直冒，一副束手待毙的狼狈相。实际上，周至柔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