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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 佻达飞扬的色彩5（第1页）

后来我看北京电影学院一位老师倪震写的一篇文章[3]，我觉得那篇文章非常有意思，非常准确地刻画了第五代早年的方向。他是这样讲的，第五代导演在学生时代就露出端倪，当年田壮壮和陈凯歌在学校是两个学生领袖，才大学一年级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代表了未来的两个方向。我们那时候都跟着他们两个，他们在大学就已经有学生领袖的风范，有很多学生都愿意跟着他们，他们已经是孩子王了。这两个人，壮壮是一个方向，壮壮就像水浒人物似的，跟谁都是哥儿们，骂骂咧咧的，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凯歌是另一个方向，凯歌个子高高的，也是那种很有学识、谈吐不俗，一看就很有学问的那种人，古典文学底子非常厚，大家也都很仰慕他，觉得他很有文化。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他们两个就是南北两派，但是一看未来一定“就是他们两个”，将来是我们这一代的领袖。倪震老师那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他说，在第五代的上学期间已经奠定了第五代将会步台湾新电影的方向，以陈凯歌跟田壮壮为首。他说，田壮壮就是侯孝贤的方向，陈凯歌就是杨德昌的方向。他说他已经能感觉到未来的第五代将以这两个方向为主展开他们的创作。

但是，出了一个偏差，就是我。完全是一个怪胎，突然那么一两部，这么强烈地要表达自己个性的一种手段。那个时候完全是“谁出来，谁就会影响大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多么强。我们是第一次出来嘛，我们在广西，那时候全国观众都盼望看到新人，看到新的作品。我觉得当时的环境是很保守的，不管是谁，只要出来，给观众新东西看，大家一定都会去捧场。就像现在，不管是贾樟柯的《小武》，或陆川的《可可西里》（2004），只要在那个时代出来了，就一定有掌声。就是一种特殊的时代，大家都盼着给年轻人掌声。所以，我的《一个和八个》就赶上了。我在广西，把自己那种不顾一切的造反心理、对抗心理拍出来了。

●──您大胆的视角和水平线造成了视觉革命。

对，就是这个。大家鼓掌把这个事肯定了，然后就影响了我们其他的同学。其他的同学就会不自觉地说：“噢，是这样子，这样子好！”倪震老师说得非常对，他说第五代本来应该是走现实主义的道路和理性思辨的道路，由陈凯歌跟田壮壮领军的两个道路。但是张艺谋一搅和，在那个时代迅速得到认可之后，第五代就走上了一条以造型为主的道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自己都觉得我完全是半路杀出的一个和尚，这个和尚不是很规范，所以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第五代的另外一个方向。

●──您原先是位摄影师，那么《红高粱》是如何诞生的？是先看了莫言的小说觉得非拍不可，还是原来就想当导演，一直在找寻适当题材？

我原来就想当导演，一直在找题材。莫言的《红高粱》当时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我看了就觉得挺过瘾的。北方人就喜欢这种很粗犷的风格，这种很强烈的人物性格。莫言小说里写那红高粱的颜色，那种视觉的东西很强，也很吸引我。

●──在您所有的电影里，颜色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从片名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像《黄土地》、《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也许《英雄》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因为颜色决定了整部电影的结构。您能不能谈谈使用不同颜色背后的哲学？

这个颜色啊，说心里话，喜欢浓郁的颜色、强烈的颜色，我还真没有什么理论。到今天人家问我这个我都说不出来，我想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选择胜过理性的选择。可能跟我生活在西北地区有关，与我接触民间艺术有关，但是也可能无关。总之不知道，一开始就喜欢这些强烈的颜色。对于这种大红大绿，就是本能地喜欢。到今天我都说不出我的选择是基于什么理论，好像一开始并不是从理论选择而来。也没想过，就是喜欢。到现在都是这样。我看可能是性格或是个性，还有成长环境，都有关系。

●──《英雄》跟《十面埋伏》如此强调颜色，其实是颜色决定了这两部片的历史背景。

《英雄》说起来也有意思。《英雄》的故事其实可以放在任何朝代。我们写剧本的时候对朝代没有任何预设，它可以拍成任何朝代。但是我当时想拍一个黑色的宫殿，我想拍黑色。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曾经想找我演秦始皇。我当时就跟他提了两个要求，首先，我不是个好演员，你要我演秦始皇呢，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说陕西方言，说秦国话，演秦朝的人能不能都找陕西人，我都跟他们用陕西话讲。第一，这很有味道、很不一样；第二，讲方言可以遮我的丑啊，表演不到位，靠方言来弥补（笑）。其次，秦国的国色是黑色，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我说将来一定要把秦国拍成黑颜色。

我跟他讲过这个，我们谈过想法。后来凯歌没用我，我也没时间去演他的戏，后来我看我提的这两个意见凯歌都没有太采纳（笑）。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演秦始皇的，也没讲陕西话，电影也没有强调黑色。后来我自己就想，既然凯歌没拍，我就拍个黑颜色过一下瘾。于是我特别拍了一个黑色的宫殿，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中国的古装戏都没有拍过黑色的宫殿，都是五彩的，很鲜艳、很豪华的颜色。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定在秦代，用了荆轲刺秦这个非常有名的桥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