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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1926年12月1936年12月 捉蒋行动（第2页）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

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

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12]”爆发。

抗战年代，中国这边的将领，通常是四个地方出来的：岁数大点的，毕业于当初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地的讲武堂；年轻的少壮派毕业于黄埔军校，或是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何应钦是最后一类。

但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上海事变”，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打了，局部光彩，但总体还是很窝囊。但打“长城抗战”，从人员调动上，南京的动静还是不小的：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还派出中央军北上。面对中国兵的大刀片，日军还有点不适应：中国军人也会耍刀？

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不过，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最后捞了个《塘沽协定》[13]：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非武装区”，这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

现在看，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协定。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虽然耻辱，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签完《塘沽协定》，日本人不打了，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

那时候，除关东军外，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赖在中国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比，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当年（1900年）闹八国联军，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签订了《辛丑条约》[14]，除了赔钱外，还得让人家驻军，日本人按条约规定，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莫不如此。

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中华民国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

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5]，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