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后的第5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从南京返回上海的记者狄丁所写的报道,题为《南京中国战俘尽遭屠杀,日军恐怖暴行蔓延》。这是国际上对南京浩劫的最初报道。报道中,狄丁作了以下分析:“发生这些事(大屠杀),日军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对日军进行抵抗的话,那么就会有南京这样的场面和结果。”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看一个细节:
第10军第114师团第127旅团第6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一刈勇策少佐)的战斗详报有如下记载:
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其方法,可以十几名为一组,分批枪杀……下午3时30分,召集各中队长,就俘虏处置问题交换意见。经讨论决定,把俘虏平均分给中队(第1、第3、第4中队),以50名为一组由大监禁室带出,第1中队在宿营地南谷地,第3中队在宿营地西南洼地,第4中队在营地东南谷地附近,刺杀这些俘虏……各部队应于5时前完成准备,5时开始刺杀,7时30分结束。
这份战斗详报中记载的屠杀行为是有计划、分步骤的。
详报中,提到“根据旅团部命令,俘虏全部杀掉”,该大队所属的第66联队的上级是第127旅团,旅团长为秋山充三郎。秋山自然是接到了第114师团的命令,而师团长末松茂治的命令则显然来自柳川平助的第10军司令部。
谁下给第10军司令部的呢?
再看看上海派遣军的屠杀令。该军下属的第16师团士兵泽田正久回忆:“(在南京战中我所在的部队)俘虏了1万多名中国兵,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在这里,提到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阵中日记(1937年12月13日)中则说:“因为采取了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据知,仅佐佐木旅团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掉1300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中国兵约有7000到8000人,不过,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
山田支队在乌龙山、幕府山周围俘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山田栴二曾向上作过“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按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责任”指的是什么?显然是按照命令去屠杀。
命令最初是从哪下的呢?
长勇。长勇是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同时还兼着华中方面军的参谋。向第10军下达屠杀命令,用的是他后一个角色。向上海派遣军下达命令,用的是前一个角色。长勇后来在日本驻朝鲜军中做联队长,曾跟田中隆吉有一次对话,称自己以司令部的名义将“不留战俘”的命令下达到了各部队。
作为“樱会”二号人物长勇,是最激进的昭和军阀之一,在残忍暴躁上甚至超过他的老大桥本欣五郎。这个福冈县人跟挑起七七事变的一木清直是同学,1944年任驻冲绳第32军参谋长,战败后与军司令官牛岛满一起自杀。
提到长勇的,还有松井石根的副官角良晴,他在《七生赋》中这样记载:当时下关聚集了13万中国军人和平民,欲渡江而无船。
第6师团的人询问如何处理,长勇回答:攻击。
按角良晴的说法,当时他将此事禀告松井,随后有这样的对话:
松井: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
长勇:里面可能有败残兵。
松井:也许有吧,但放了他们,可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
长勇:是。
但当第6师团再次询问如何处理时,长勇依旧说:攻击。
角良晴作为松井的副官,在对话的记录中,有意为主人开脱罪名(当时松井应在苏州或上海),但却从侧面记述了长勇之残酷。而且,这个事件并非角良晴单方面记载,在日本贵族院慰问团团长德川义亲那里也有类似的记载,按德川的描述,面对军民夹杂的人群,日军机枪手“有些犹豫”,但长勇抽刀亲自把机枪手砍了,又换了别的机枪手。这个描述虽然夸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多个人在回忆中都提到长勇。而且,长勇自己也承认命令是他下达的。
当然,长勇之外,朝香宫鸠彦、柳川平助、塚田攻、饭沼守、武藤章、田边盛武等人对屠杀令的发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应负总体上的责任。
进入南京后,松井也确实对不执行整肃军纪命令的中岛今朝吾、武藤章等人进行了“训斥”,并专门召开会议说军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