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地有了面朝画板的欲望,却并非想画画,而是想着这大概是回到原来的自己的一个契机。事实上这非常痛苦,以前曾经那么让我快乐的事,现在却只能让我心生焦虑——意识到这一点,又生新的痛苦。
我画的是定格在窗框里的夕照和窗边杂乱的书桌。并不是这样的景象吸引我,只不过没找到其他可以画的对象。什么都行,重要的是拿起画笔。
这周已经过去了四天,至今为止表面上平安无事。上班的日子也还太平,这大概是因为大伙儿都躲着我,自己也尽量不和别人接触。
这几同我明显神经过敏,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在厂里看到别人懒散怠工或听到不可救药、俗不可耐的对话,心里会无明火起,恨不得用扳手或榔头狠砸他们的脑袋。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别人的缺点呢?
可怕的是这种想法有可能变为现实。我也不敢保证哪天会不会再产生想拿刀刺臼井悠纪夫那样的冲动。
前几天从堂元博士那儿回来的路上,我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都是关于脑和精神方面的。这几天,睡前的两小时我都在看这几本书,想探究自己身上出现那些情况的缘由。
比如,昨天看的书里这么写道:
“过去人们相信脑里存在着神或灵魂等超自然的东西,它控制着人,但事实上脑只由物质构成,脑的一切功能应该能用物质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一点与电脑没有区别,只不过电脑的基本功能是对命题给出一对一的答案,而人脑从理论上说是不完全的粗略的系统。可以说,这区别才是人脑创造性的原点。此外,因为构成脑神经系统的神经细胞具有可塑性,学习和经验会改变神经系统。而电脑所具的学习能力仅限于软件范围内,硬件自身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人脑和机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脑为了发挥机能,会让自身产生变化。”
“变化”——这个词在我心里回响,用这个词表达自己现在的状况再合适不过了。变化,而且是无可名状的巨大变化。只是,这变化因何而起——对这个疑问我还没找到满意的答案。过去还未曾有过我这样的临床病例,所以书上也找不到答案。
可我不能坐视不管,必须找到突破口。画画这一招虽说幼稚,也算是可行的对策之一。
但……我看着画板发呆。手在动,却没有从前那样的热情,这是为什么呢?当画家这个从前的梦想现在好像已经和自己无缘。
我放下铅笔,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帐纸,上面写着在堂元博士房间里抄来的捐赠者住址和电话号码——关谷时雄,他父亲好像在开咖啡馆。
堂元博士否定了,可那个问题总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捐赠者的影响。如果性格爱好不再像原来的自己,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来自捐赠者。对于这种可能性我无法像博士那样一笑了之。
我要去关谷家看看。了解一下关谷时雄,也许会明白些什么。
收起纸条,我再次拿起铅笔。不管怎样,现在把能做的都做了吧。
我强打精神,总算把简单的素描画完。这时,门铃响了。
是阿惠。“晚上好。”她笑吟吟的。
“晚上好。”我一边说一边感觉到困惑。好多天没想和阿惠见面,是我现在的真实心情。脑中浮现出上周六约会时的情景,我希望感觉不到以往的快乐只是在那一次——大概是这种心理在作怪,我爱理不理地脱口而出:“什么事?”
刹那间,她的笑容从脸上消失,眼神开始摇晃,完了!我这么想的时候已经晚了。果然,她说:“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打搅你了?”
我后悔了,真是失言了。为消除她的不安,我不得不强装笑脸。“没有的事。我刚好在休息,也正想见见你呢。实在是太巧了,所以吃了一惊。”我对自己能这么言不由衷感到厌烦,不能说得更自然些吗?“你还好?”
“嗯,挺好。工作有点儿忙,这两天都没跟你联系……能进去吗?”阿惠把两手背在身后,探头看向屋内。
“啊,进来吧。”
她一进屋马上注意到了画板。“呀,你在画画哪。”
“只是消遣,不是认真在画。”这么找借口是因为前几天我跟她说过,自已最近不画了。
“开始画不一样的东西了呀。”她盯着画板,“你说过不喜欢风景画的。”
“所以说是消遣嘛,画什么都一样。有花瓶就画花瓶了,不巧我这儿什么都没有。”
“是吗?”她的笑答有点僵硬,“构图很怪呀,并不是在真实描绘窗里的风景和书桌。”
“也是没来由的。”我回答。确实,就我而言面法很怪,画板右侧面着书桌的右半边,到中间书桌就消失了,而画面左侧画着窗里的风景,窗子也只有右半边,左边缺失。
“新尝试呀。”
“也没那么夸张。”我边说边把画板连同画架移到墙边。
阿惠在厨房弄了冰茶,把放杯子的托盘搁在屋子中间。我俩围着它相对而坐。
“厂里什么稀奇事吗?”
“什么都没有。”
“哦……对了,我那儿今天来了个奇怪的顾客。”像往常一样,她的话题从画具店开始,说起行为奇怪的顾客。看她笑得前仰后合,虽没怎么觉很有趣,我还是跟着强装笑脸。
“还有,昨天……”
话题转向电视和体育。她的话仿佛树枝一样四处伸展,又像念珠似的紧紧连成一串,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中心——大概从来就没有过。我渐渐开始烦躁,嘴上附和着,可跟上她的思堆实在很难。年轻姑娘都这样?
回过神来,她正默然盯着我的脸。
“怎么了?”我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看的电视节目?”她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