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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3页）

茂雄听了麦克?拉费蒂的评论之后脑子更乱了。他又开始散步，一走就是好几英里，茂雄最终得出的结论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干。他想起了明美——他的前任嫂子——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她离开夏威夷的那一天：“在整个夏威夷日本人群体中，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可称之为思想的东西。”茂雄随即想到：“我有一个思想。我有一个理念，将会将整个社区向前推进。”他决定绝不能危及自己的土地改革事业，于是茂雄拒绝了哥哥的请求。

“我不会为日本共党分子辩护。”他说，“愿上帝原谅我的怯懦，如果这可以称之为怯懦的话。”

“至少我能原谅你。”五郎说。

这次旷日持久的挣扎可以解释为什么选举季最终拉开帷幕时，酒川茂雄能够怀着如此的决心，把土地改革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谈。他列出图表，以说明堡垒集团及其成员是如何通过控制大型信托产业来控制夏威夷的土地。他教人们怎样一寸一寸地解放这些土地。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夏威夷社会，更是为了保护土地的价值，“好比南非钻石商人每年只同意投放一定数量的钻石，以保持其高昂的价格。如此处理钻石的方式是合法的，一个人想买或不想买都随他的愿，但处理土地问题是不是也能如法炮制呢，毕竟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茂雄手上最能激起公愤的图表显示了某些家庭十分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堡垒集团却死死攥住那些土地寻求投机的机会。估价机关是唯堡垒集团马首是瞻的政府，他们为这些土地给出的估值只相当于其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二，而这些机构为三百名普通小商人赖以生存的一点土地的估价也仅有其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一。“你们和我，”茂雄对听众们大声疾呼，“实际上都在补贴那些大庄园。我们允许他们逃税。我们纵容他们持有土地，而不是投放在市场上。我们放任他们随意估价，借以逃避税金。我并不是有意跟这些大家族作对。要是我自己能长着他们那种聪明的面孔，我真是求之不得。你我都明白，当他们把手中最后一块土地卖给格里高利公司去开办新的大商店的时候，售价是三百万美元。而他们根据什么价格来缴税呢？七万一千美元。你和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我们听任休利特家族扣着那些寸土寸金的地产，以实际价值的四十分之一来缴税。”

在公园里，在无线广播和电视上，酒川茂雄将他的主要观点解释得淋漓尽致，当选民们问他是不是激进分子，推行的政策是不是大刀阔斧的俄式改革时，茂雄抑制着心中的怒气答道：“不，我是一个保守的英国国会议员式的人物，我对夏威夷的所作所为，跟我这类人一百年前在英国所做的一样。记住这一点。我是个保守的人。那些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的人才是激进分子。因为他们的路线会造成悲剧，而我的路线会引向民主的方向。”

但在每一次集会中，迟早都会有人来捣乱：“你不也是个日本共产党分子吗，就像你哥哥五郎一样？”

茂雄为这个问题准备了一个聪明的答案。他垂下胳膊，眼神空洞地看着远方，静静地回答道：“在任何一次美国式的选举中，这个问题都说得上公平合理，选民有权得到公正的回答。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用最好的方式给出我的答案？”他摆出一副思考的表情，过了一会儿，茂雄用一种非常放松的声音开始说起来。

“问出这个问题的人，他的年龄是否大到经历过1938年麦金利学校对阵普纳荷学校的那场比赛？如果你记得的话，那次比赛最后的十五秒钟里，由普纳荷学校领先四分，18:14。接下来，经过一番相当辛苦的缠斗之后，普纳荷学校的明星后卫终于挣脱了出来，那情形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正向着边缘线冲过去……十码，二十码，四十码。他马上就要产生一个完美的底线得分，赢得比赛，看着他奔跑时的那种热血沸腾之感，直到今天仿佛还在我的胸口，因为那奔跑着的队员就是我的兄弟酒川忠雄，他是普纳荷学校接受的第一位日裔平民，也是该校有史以来最为出色的体育明星。

“但你们还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吗？麦金利队的一位擒抱手突然用一个膝盖撑在地上站起身来，在后面追着我弟弟，像一辆消防车似的。虽然忠雄跑得快，可那位麦金利队员跑得像一阵风，在五码线上，这位麦金利队员抱住了我弟弟，为本队赢回战机。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我的另一位兄弟五郎，他曾想进入杰斐逊学校，但没有成功。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是这样的。五郎本可以退回去，让弟弟忠雄完成那赢得比赛的底线得分，然后成为当年最大的英雄，但他绝不会以自己的职责作为交换。我们酒川家的家风如此。责任，责任，还是责任。

“但是我讲述这个故事更大的用意还不光是这一点。你们知道那伟大的后卫酒川忠雄如今在哪里吗？他被埋葬在庞奇鲍尔山坡下，身上别着一枚十字勋章。他为美国献出了生命。而他的兄弟酒川实又在哪里呢？也在庞奇鲍尔山坡上，身上别着一枚十字勋章。他也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酒川家的男孩子们全都拥有这种品质。我们是强悍、坚定、百折不挠的斗士。

“让我来告诉你们。如果我兄弟酒川五郎像你们所指控的那样，是一个日本共产党分子，那么我将亲手把他逐出这座群岛。我永远不会停止与他斗争。我将把他打败，正如他当年打败了忠雄一般，因为我不会与日本共产主义妥协。”

说到这里，茂雄会换上更为坚定的语气继续讲下去：“但是酒川五郎并不是日本共党分子。他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工会领袖，他为夏威夷劳动人民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计算的。我支持这样的劳工领袖，而且我还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事迹。五郎和我是一把宝剑的正反刀刃，他为劳动人民而战，我则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我们都致力于铲除旧有的、不公正的制度。我们要铲除封建主义的余孽。”

说到最后，茂雄的声音又变得慷慨激昂：“无论是五郎还是我本人都不会停止，因为我们都记得，有一天父亲带我们去考爱岛的一个种植园营地，我们跟着父亲看了一座座营房，而鲁拿们当年就是在那里手拿皮鞭走来走去，抽打着庄稼汉们，我们当时暗暗发誓，再也不允许这类事情重演。现在，提出有关日本共产主义问题的那位先生，我想反问您两个问题：当我的兄弟实和忠雄为国捐躯的时候，您又在哪里呢？五郎和我为进一步加强他们所拯救的民主而努力，而您又做过什么事情可与这些相提并论？这次集会之后，请您来见见我，如果您所做的可以及得上我们所做的一半，那么我愿意拥抱您，如同拥抱一位正直的美国人，因为，兄弟，你当然不是一个日本共党分子，正如我也不是一样。”

每到这时，听众们总是会爆发出如痴如狂的掌声，当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第一次听到这番回答的时候，他喊道：“上帝，我们得在底下安排个观众，让他每天晚上都问一遍。我还没听过哪个回答比这个更精彩。把蛊惑人心这一招玩绝了，你当然知道，蛊惑人心玩到绝处叫什么？叫雄辩术。”但茂雄拒绝安插任何听众，因为他怕这可能会削弱这番说辞的力量。茂雄的回答自有他的妙处：在半数以上的情况下，一道出这番话，提问的人往往会来跟他谈起过去在军中的经历，或者谈起自己的祖先在种植园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这样一来，茂雄的这番回答可以将挑衅者拉拢过来成为支持者。正如麦克?拉费蒂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回答能期待的最好的结果莫过于此了。”

但麦克?拉费蒂讲过的一个词却让茂雄耿耿于怀：蛊惑人心。“我该为此羞愧吗？”茂雄扪心自问，他对这番著名回答字斟句酌了一番，自认为可以自圆其说，除了关于鲁拿的那部分，每次说到这里，茂雄总会踟蹰不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他问自己，“有一天，有一个鲁拿打了我父亲一下。爸爸第一次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的是实话。‘当时那个鲁拿就是在这里揍了我。’然后我们的家族便开始编故事了：‘这就是鲁拿们常常揍我们的地方。’最后，故事成了这样：‘就是在这个地方，鲁拿们痛打所有日本人。’”茂雄清楚地看到，对这个事实的篡改，即使在蛊惑术里也只能算最下三滥的，因为这种语言会延续整个族裔的仇恨，虽然这种仇恨合乎人情，但最好还是把它永远地埋葬在记忆的坟墓里吧。然而这番演讲的确能赢得选票，有一天夜里，在一次气氛特别热烈的集会后，他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了黑眉毛吉姆：“关于鲁拿痛打日本人那一段。你觉得我应不应该继续这种说辞？”

黑眉毛吉姆仍然开着那辆老旧不堪的庞蒂亚克汽车，顺着卡皮奥拉尼大道飞奔，他沉默了一阵，然后颇不情愿地承认：“这么说能赢得选票。”

“我问的是，‘你觉得这段说辞如何？’”茂雄追问。

“这个嘛，我每次听到这一段，就到外面的大街上去。”黑眉毛吉姆坦承，“我怕自己忍不住吐出来。”于是茂雄便删掉了这段蛊惑人心的说辞。但他注意到，当五郎打开新劳工组织总部墙上的壁画的时候，上面赫然画着种植园营地里鲁拿挥着鞭子边抽打劳工边穿过营房的图案，于是茂雄心里想到：“这就是错误行为催生出的最大恶果。总有人会记住的，以一种邪恶的方式。”

当选举即将达到白热化时，随着对日本共党分子的审判，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这时，茂雄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来访者，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人存在，着实让他吃惊不小。这是一位年轻的二十六岁豪类妇女，身上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苍白之美。她有些紧张地说：“我的名字是妮奥拉妮?黑尔?詹德思。我已经离婚了，但还没有改回娘家的姓名。我喜欢你在无线电广播里的演讲，我想为你的选举做点事。”

“您叫什么名字来着？”茂雄问。

“我本名叫妮奥拉妮?黑尔。”她说。

“哪个黑尔？”茂雄问。

“霍克斯沃斯?黑尔是我父亲。”

“请坐。”茂雄有气无力地说，他定了定神，说，“您确定您听清楚我在广播里说的话了吗，黑尔太太？”

“是詹德思太太。”妮奥拉妮说，“您没有读到过我离婚的报道吗？那件事闹得很不愉快。”

“我没读过。”茂雄表示歉意。

“我十分赞同您的演说，酒川议员，您的观点正好与我的不谋而合。”

“可是，您有没有听过我对于土地改革的演讲？”茂雄追问。

“咱们要谈的正是这件事。”妮奥拉妮使用的是那种用词颇为讲究的波士顿英语。

“如果您在我的选举中太活跃的话，会伤害到令尊。”茂雄提醒她，“事实上，您还可能伤害到我。”

“我在卫斯理学院主修政治学。”她坚决地说。

“您在卫斯理学院读过书？”茂雄问。

“您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她说，“有一天在交响乐会上，艾米?富川把您指给我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