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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2页）

她走过五郎身边，径直进了房间，把最后一件行李收拾好，当她预备登船的时候，她轻轻地说：“我不会离开你，五郎。你对我那么好，那么温柔。但一个姑娘只能过一种生活，我不会在夏威夷度过我的一生。”

“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五郎向她保证。

已经做出决定的姑娘用考究准确的日语对他说：“在这里，我会枯萎、湮灭。”当天下午她便踏上了返回日本的航程。

石井先生自然用日语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广岛县的酒川夫妇，当地的先生将信里的内容告诉酒川太太之后，五郎便开始没完没了地收到母亲写来的热情洋溢的家信。石井先生为两兄弟朗读了信件内容——虽然他们俩会说日语，但却看不明白。

我十分高兴听到那位自以为是的东京姑娘回家的消息。这对咱们所有人都是好事，五郎，我已经在村子里问了个遍，物色一个合适的女孩，我发现了好几个愿意去美国的姑娘，但是你必须给我寄一张照片，我手里仅有的一张照片上，你太年轻了，那些比较中意的姑娘怕你在经济上还没有什么家底。我在这封信里给你寄上三个特别好的姑娘的照片。文子姑娘身体很强壮，而且我从小就特别熟悉她家里。千惠子姑娘来自一个十分可靠的家庭，打扮打扮的话，看上去还是可人的。由里子姑娘个子太矮了，但她特别善解人意，我特别了解这一点，因为我做姑娘的时候就认识她娘，她娘告诉我说，由里子是全村最会做家务的姑娘。还有，现在茂雄也找了一份好差事，也应该找个媳妇了，所以我给他也寄上了一位在村里教书的姑娘的两张照片。她念过不少书，做一位律师的妻子将会非常称职。五郎在那个东京姑娘身上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所以我可以肯定，如果你们兄弟俩在老家找媳妇会更好。

两兄弟在桌子上摊开五张照片，没精打采地一张张看着：“咱们没有种甘蔗，真是糟糕。”五郎没好气地说，“这五个姑娘加在一起，简直能从这里翻地一直翻到怀帕胡。”

接下来的一封信里又多了三个候选人，都是矮小壮实的姑娘，粗腿，黄牙，虎背熊腰。石井先生为两兄弟读了信，好好过了一把看照片的瘾，然后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这辈子干过不少事，”他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个广岛姑娘。如果你们两兄弟聪明些的话，你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下一封信里有两张比较好看的照片，它们轻飘飘地落出来之后，石井先生仔细地相了相面，然后说：“我觉得这两个也许可以。”然而他的劲头很快就遭到了打击，酒川太太写了一段话，石井先生简直没有勇气对两兄弟念完，开头是这样的：

上个礼拜，旦那桑（丈夫）带我去看了广岛城，这个地方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真是难于启齿，美国人说的都是实话。广岛城的确遭到了轰炸。基本全炸毁了，你还能看到黑色的炸弹痕迹。这封信应该是由石井君念给你们听的，他应该知道，炸弹的伤害非常严重，光是看着这座城市，我简直看不出怎么会有人相信日本会战胜……

石井君的声音低了下去，渐渐听不到了。他长久地盯着这封致命的信，这是丈母娘寄来的——一位广岛女人——他无法怀疑其真实性。但接受她的说法就意味着珍珠港事件以来的十三年时间里，他所憧憬的一切都是大错特错，他的生活等于成了一个笑话。兄弟俩十分体谅石井的心情，并不去提起母亲常常在家里提起的那些话。等到他们该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与矮小的老人——同时也是他们的姐夫——道了别，留下他一个人盯着报纸发呆。

当天上午十一点钟，一位日本人跑着来到麦克?拉费蒂和酒川的律师事务所，用英语喊着：“耶稣基督啊！他跑到日本领事馆，在台阶上干了那件事！”

茂雄感到嗓子一阵发沉，嘟囔着说：“石井君？”来人狂吼着说：“正是，他把肚子剖了个大口子。”

“我跟你一起去。”麦克?拉费蒂喊道，两位合伙人便沿着努乌阿努大街驱车赶到那里。自从日本人来到夏威夷的第一天起，这些罗圈腿的劳工们便在这里找了很多麻烦。一群警察正在领事馆等着救护车，救护车及时赶来时，茂雄说：“我是家属，我跟着一起。”但那位瘦小的劳工领袖已经一命呜呼了。在他的心目中，如果祖国战败了，那么自己唯一可以做的荣耀的事情就是向天皇表达自己的痛苦，于是他来到天皇的领事馆，左手拿着太阳旗，按照国家的制度做出了那种行为。随着他的死亡，“必胜军团”也随之消亡，日本战败的悲伤情绪最终传到了夏威夷，甚至到达了最最遥远的日本人聚居区。

葬礼结束后，茂雄面临着那一年最困难的决定。五郎有一天黄昏时匆匆赶回家，报告说：“共产党员的审判下个月要开始了，罗德?波克想让你为他辩护。”

茂雄垂下了头：“我就知道，早晚有这一天。”他说，“但是他为什么非要在我马上要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找我呢？”

五郎答道：“那正好是立案的时候。你要不要接这个工作？”

茂雄预感到，共产党员会找自己当代理人，他也试图编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来回应这种邀请。然而，虽然预先想好答案来应付诸如“我们下个礼拜要不要去拉海纳镇？”这样的问题很容易，但要预测出更加复杂的、更具有伦理性和情感纠葛的问题——例如：“我作为律师，是否有义务为共产党员提供法律援助？”——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

“我多希望你没有来找我。”茂雄退缩着说。

“我多希望罗德?波克没有来找过我。”五郎反驳。

“你决定要帮助他？”茂雄问。

“是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

“但是你明知道他有罪。”

“我想是这样的，”五郎做出了如此的设想，“但是就算是共党分子也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也有权得到一名辩护律师。”

“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是我兄弟。”

“我没办法马上给你答复，五郎。”

“起初我也没办法，”五郎说，“你慢慢想好了。”

于是茂雄花了好几个小时沿着卡卡阿克的大街信步走着，思考自己究竟如何是好。他分析道：“在夏威夷我有一项压倒一切的责任——建立土地立法。要在这方面有所进展，我就必须接连当选。如果我为罗德?波克辩护，那势必就会丢掉豪类手中的所有选票，而显然，在上次选举之中它们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那就意味着11月的选举我将会遭到惨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拒绝。

“可是罗德?波克并不是唯一的被告，还有他的日裔妻子和两个孩子。如果我出庭为这些人打抱不平，就可以将日本侨民的选票牢牢攥在手心里，因为我有胆量为弱者出头。这么看来，虽然我这次会输，可在下次选举，还有之后的每一次竞选中，我的实力将会增强。

“可是，再者说来，是否应该以我个人的利益来做出这个决定？一个被控有罪的人有权得到律师，当整个社会都激烈反对他的时候，从道德上来说，他的权利理应得到最大的彰显。总得有人去为罗德?波克辩护，而我责无旁贷。

“然而，我可不是什么平常的、没有利益关联的律师。从19世纪算起，我还是首位进入参议院的日裔议员。我还有机会再次当选。如果哥哥五郎来代表劳工组织，我就能一举两得，成为所有日本移民的代表。这是我身上最主要的担子，可不能随便撂挑子。

“但家里除了五郎和我以外，还有别人。还有忠雄，还有实，他们为了保卫理想中的美国献出了生命。而他们自己则没能活到那一天。当然，在夏威夷这里还没有实现那个理想的美国。然而在意大利和法国战场上为保卫美国而战的同时，他们其实已经见证了理想中的美国。五郎和我也是如此。我们所发现的东西，毫无疑问正在受到日本共产主义阴谋的威胁。那么，我又如何能够走上法庭，为那些明确了身份的日本共产党分子进行辩护？”

接着就是年龄的问题。想到这一点时，茂雄正走过卡卡阿克大街的一家生鱼铺子，而很多美国人在修车厂里，或者在电影院里，或者在教堂里也同样想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转身去投奔一个可能是日本共党分子的人，我又怎么知道我不会背弃我一直致力于维护的、自由的根本理念呢？诚实的人们向来能够自圆其说。但如果那些显然不那么诚实的人找不到人来替他辩护，那么公正又有何意义呢？”

就这样，三个念头在酒川茂雄的头脑中交替出现，就像华尔兹舞曲似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最后，他将自己的苦恼对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和盘托出：“吉姆，首先，你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其次作为麦克?拉费蒂和酒川事务所的老板，如果你的合伙人替共党分子辩护，你怎么看这件事？”

现在轮到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在逻辑、情感、正直、爱国主义和个人利益的分叉路上疲于奔命了。他的一番回答之中有两个有趣的要点，其实就是照搬他父亲在波士顿的经验：“对于民主党律师来说，替弱者说话永远没坏处。”另一点是：“只要在咱们的合伙关系中，由我代表天主教，那你爱给谁辩护就给谁辩护。”接着，从他在夏威夷的经验出发，麦克?拉费蒂又补充道，“对于一个19世纪以来首位日裔胜选者来说，要是被人家解除了公职，可真是奇耻大辱。”但出于谨慎，他拒绝提出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