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的拿起插头要通电时,我还是不敢,好几百块啊。
我拿了一个5分钱硬币,由它来决定。
结果,硬币让我插电。
插电的瞬间,我封闭自己的耳朵和眼睛。
但是,那空台噪波的声音,就像人间弦乐传入我的耳朵,我兴奋极了。
小心地睁开眼睛,荧光屏上,是美丽的噪波点。
成功了。
我小心地转动高频头调节钮,很快,中央台就出来了。图像稍微有些扭曲,我调了调高压好行偏转,一切OK。
我去交电视的时候,教员说,一次成功还真的不多见。
在领到20块钱的组装费后,我开始了组装电视的旅程。
20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津贴费。
这是一个怎样的诱惑啊。
我开始鼓动班上的曹振刚孙杜大奎和其他所有人,结果我们班就有4个人加入了组装行列。
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当然我也是最为老道的。
在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达到一两天就能组装一台无故障机子时,我们组成了合作组:曹振刚负责所有三极管和小集成块,杜大奎负责所有二极管和电容,孙志东负责所有电阻和线圈,我负责最后的总装。
这样的合作,使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专业的,效率大大地提高。
其实这就是当时在西方已经很流行的生产线的原理。
在这样先进的模式下,我们轻松地每天两台组装。
再到医学院
除了礼拜天实验室休息,礼拜六党团活动外,我们有五天时间,每周组装10台电视。
这有200元的收入,每人50元。
我们成了校园里先富起来的部分了,因为,三个月的时间,期末考试前,我们每人领到了600多块补助。
按规定,期末复习期间,实验室不再开放。
“教员,如果我不交回电视,要花多少钱?”我问教员,因为我家里还没有电视,我想过年回家带回一台。
“干嘛,坏了?”
“没有,我家还没有,我想自己留一个。”我说。
“哦,自己要。”教员想了想,“这电视,我们交回去,是250,那你也交250吧。”
250,这比当时市场的价格便宜了100多,40%啊。
“嗨,怎么是二百五啊。就加上我的20块算270吧,那,我这台就自己要了。”
“你怎么拿家去啊?”教员问。
“我回去时办托运。”
“不行吧,这不属于行李,得走慢件,可轻易办不了。”
“电视广告不老说代办托运吗,我花钱找个代办的。“
“那,还不和买现成的差不多了。”教员说,“要不,你把它用被褥包起来,找人和你抬着,自己带回去吧,不知道混过混不过。”我们的铁老大,当时候相当NB,不但违禁品不让带,不是行李可能都不让上车。
“估计,应该没事,我穿军装。”
一台14吋的电视,我自己肯定是带不动的。
我决定去医学院,找马福他们,让他们放假等我两天一起走,好帮我。或者,就让他们给我带回去。
礼拜天,我特意要了出入证,去医学院。
我这是第二次到医学院了,想起三年前那雄心勃勃的第一次,我不禁有些伤感。
武卫红不知道怎样了?我正一边想着一边往马福的宿舍走,“李红兵”有女子忽然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