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团携带了弘光政权给清政权的“御书”、给“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以及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浩浩荡荡沿着大运河北上。
除此之外,左懋第还带着莫可名状的沉痛心情,他实在不知道此次出使能得到什么。左懋第的心情可以理解,这个“副部长级”的使团不可谓规格不高,也什么都带上了,唯独少一样东西——谈判方针。
没有方针,谈哪门子的判?
艰难的使命
其实,此次北上和谈事关重大,弘光朝廷当然想给个方针,定个底线,但上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下到内阁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谁也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虽说是联合剿贼,但有些话还是要讲清楚,特别是两家准备从哪儿分界的问题。
在一次廷议中,有人提议以淮河为界实行南北分治,大学士高弘图则认为山东不可放弃,最起码也得以黄河为界,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谈判方针。
高弘图提出的方针包括:⑴迁葬先帝崇祯;⑵割让山海关以外(相当于让清军撤出山海关);⑶承认清方的“可汗”地位;⑷每年以十万银两“安抚”清方。
高弘图的方针不可谓不正确,如果能够谈出这个结果,简直就是天降弘光政权以福音,“复国”指日可待。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
作为内阁首辅,马士英充分发扬史可法“和稀泥”的优良传统,索性避实就虚,提出了“论叔侄关系,分境而治”(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的方案。
马士英的方案纯属扯淡,你想认清政权的顺治皇帝作侄儿,也得人家愿意啊?入关打中原怎么还打出一个南京的叔叔来?还有“分境而治”,从哪里分?淮河还是长江?如果清廷坚持以海岸线分,弘光朝廷是不是还要搬到船上去?
左懋第倒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靠谱的建议:以出使为名,率兵一路收复故土。造成占领黄河以南的既成事实之后,再进行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这并不是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因为李自成西撤后,清军忙着稳定北京的局面,对河北南部、山东、河南一带鞭长莫及,广大的黄河流域出现了权力真空。因此,弘光政权出兵光复故土,跟开荒没多大区别。
马士英、史可法非常爽快,果断地否决了左懋第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带兵北上,一路收降纳叛,大肆扩张,和谈的诚意何在?万一激怒了清军,岂不是惹火上身,活得不耐烦?
马士英、史可法还有一个不便公之于众的理由,他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一味保存实力沉湎于灯红酒绿的四镇总兵是不会出兵的。四镇总兵不出兵,左良玉当然也不傻,其他各小镇的总兵自然乐于躲在后面看笑话。如果抽调京营的兵北上,全打光了怎么办?江南有人造反怎么办?
既然大臣不能达成一致,就该轮到“傀儡”朱由崧拍板,虽然只是象征性的。但是,朱由崧似乎拿定了主意,“不关己事不开口,摇头一问三不知”。在他看来,在“御书”、“诰敕”上签了字,银子、绸缎也拨了,使团成员的官也升了,派不派兵马首辅跟史督师也决定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去吧。
弘光政权的实权人物软弱无能、鼠目寸光、畏惧不前到这个地步,左懋第无言以对,只能带着自己对大明的一片赤胆忠心上路了。只是他还不知道,特立独行的“南混”陈洪范早就被清廷收买,已经将南方使团的底牌悉数通报给了对方。
九月初五,距离从南京出发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使团终于沿大运河穿过江苏,抵达山东南部的济宁州。
这样的蜗牛速度,恐怕连当初磨磨蹭蹭率师西征的李建泰都望尘莫及。倒不是左懋第不想快,而是实在快不起来,因为一路上盗贼太多,不得不边走边停。
九月底,南方使团到达河北境内,但又接到清廷通知,顺治皇帝将于十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重新登基,以示统御中国之意)。为了避开这个敏感的时期,使团耽搁了数日,终于在十月十二日抵达北京。清廷准备将使团安置在“四夷馆”,俨然是把南方使团看做进贡的属国。左懋第据理力争,清廷才改到了鸿胪寺。
在北京的这一晚,不受待见的南方使团“内外不许举火,……官丁饥寒殊苦”,左懋第彻夜未眠。回到久违的故都,在还有些许血腥和硝烟的空气中尽情地呼吸,左懋第浮想联翩,泪如雨下。
作为崇祯的旧臣,他亲眼目睹了大明王朝的崩塌。在他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母亲陈氏不屈的身影。母亲不过是一位孱弱的老妇人,她不能上阵杀敌,只能通过绝食来表达自己的一腔忠烈与愤懑。北京陷落后不久,她就带着对大明江山的无限眷念,溘然长逝了。
左懋第知道,南京朝廷里的那些人沉湎于江南的风花雪夜,只想苟且偷生,北上和谈的希望无限渺茫。但左懋第明白,母亲不惜付出生命,诠释的是忠义,是气节。相比之下,手握重兵的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之流,是多么卑微与无耻!
歌舞升平、暮气沉沉之日,方是彰显我大明大有人在之时,左懋第抱定必死的决心北上,决意效法南宋的文天祥,“留正气于千古”。
临行之前,左懋第上疏向弘光皇帝辞行,奋笔疾书道:
“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都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