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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勉强道：“我不会留在这里的，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请派另外一个人来。”

她挥了一下马鞭，马开始往前慢步走起来：“没有其他的人，你必须留下，乔治。”一扬鞭，马一下子跑出去很远，一瞬间，丽和她的马就消失在了半明半暗的天幕下。

霍格气恼地对自己一跺脚：“妈的！”

他重新拿起自己的行李，有点不甘心地朝大路上走去。他想，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一样可以找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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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

乔治·霍格乘坐法国杜默尔总统号轮船从日本启程，并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他本来只想在上海待两个星期，然后就回到日本与穆里尔阿姨两个人一起去印度，再从印度返回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上海就以“东方巴黎”或是“东方之珠”的称号成为有钱人旅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居住着300万中国人和7万外国人。沿着长江支流的黄浦江北岸看去，那些奢华体面的高楼后面，却是延绵数里的贫民窟。现在，那些游客，以及曾在码头流连的游船都离开了，但是上海仍然保留着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残骸。

上海在被日军占领前，实际上已被划分为三块：由英国和美国联合控制的公共租界，总面积占黄浦江沿岸的8平方英里；工业、商业和船务服务都集中在这里。居住在这片地区的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周围的中国百姓格格不入。外国势力还控制着这里的警察局和税务局，中国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外国佬的廉价劳动力和仆人。其次，则是法租界，与前者相比，法国管辖的区域不大，却拥有与前者类似的机构设置。除了以上两块地界外，就是大量中国百姓密集生活的地方。

乔治·霍格与穆里尔阿姨的教友们待在一起。弗兰克·米利肯和艾米·米利肯是美国卫理公会派教徒。他们从1907年就来到了中国，米利肯牧师负责组织当地教堂活动以及在市里散发基督教宣传教义，而他的妻子则管理着一家基督教广播电台。

在上海，霍格初步了解了日本所谓的教化人民的使命。那年夏天，在不断的战争中，日本军队霸占了除公共租界外的所有地盘。这段时间里，霍格还仍在英国赫特福德郡考虑他的未来。当日军的铁蹄在1937年12月中旬踏进中国国民政府的首府南京时，霍格正在日本和他的房东讨论合作化运动。日军在南京的屠杀行径持续了7个星期后，霍格才开始了解到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什么。

他发现这个城市到处都是难民和饱受战争摧残的人。一片片被毁的村庄在城市边缘孤独地站立着。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所有主要建筑的入口都被沙袋堵住，街角设置了碉堡，岗哨内也到处摆上了刺刀。霍格在信中特别提到了见到外国人就蜂拥而至的孩子，他们哭喊着，“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威士忌苏打。”

霍格喜欢上海，因为他发现这个城市让人异常兴奋。虽然在这儿无法像美国那样可以随意搭便车穿行在广袤的土地上，也没有导游带领参观各种合作社，如同以前在日本那样；但他被那些在困境中顽强地生活的中国百姓所吸引。公共租界的街道已经成为成千上万难民的住所。在霍格的一生中，他第一次看到有人生活得如此卑微。这些难民在城市的人行道上吃饭、睡觉、做爱、生孩子，死去。旧报纸都被住在街上的人搜集光了，因为报纸可以在寒冷的夜晚留住微弱的温暖，它们决定着生命是继续还是停止。

上海的一切都可以被拿来变卖，霍格将街边的小贩描写成一边吹嘘着自己的炸鳗鱼，一边叫卖着自来水笔。总之，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能拿出来卖，只要能想到的。这些景象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这样一位天真、年轻的英国青年全部看在眼里，但在寄回家的信上却只字未提。

在霍格到达上海的几个星期后，以撰写一本中国游记为目的的奥登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来到了这里。这本书后来被命名为《战地行》。为了找到相关写作素材，这两人加入了外国媒体圈。乔治·霍格也在这个圈子中，并正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很有分量的团员。

奥登和伊舍伍德两人早在萨里郡辛德海德的圣爱德蒙学院上学时就认识了。他们的文学造诣都很深，并在他们三十岁左右——奥登在一年后将其称为“低调的，不诚实的十年”——的时候成为了情人。此前，伊舍伍德已经出版了著名的《诺里斯先生换火车》（1935年）和《萨利·鲍尔斯》（后被收录在《再见！柏林》一书中）这两个男人曾合作撰写过三部作品，在他们长久的友谊中也偶尔享受下性的乐趣。

上海（2）

伊舍伍德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伟大城市留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上海不过是一座座准摩天大楼堆积而成的“不健康的水泥存储地”。在这个城市风光的背后所隐藏的，是肮脏、破旧、矮小的房屋：“到处都是林荫大道、宽敞的公园、壮丽的中央广场，却没有一丝城市味道。”

虽然上海有很多他们厌恶的地方，但这对文学伙伴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吸引他们的东西：“在这里，疲惫或贪婪的商人能找到满足他们欲望的一切，”伊舍伍德写道，“人们可以观看赛马、棒球和足球比赛；可以欣赏到最新的美国电影。如果想找女孩儿或男孩儿，只要出价钱，就可以在公共浴室或者是妓院拥有他们。如果想吸毒，也会有地方提供，就像喝下午茶一样，服务生会端着盘子侍奉你。上等白酒比较难找，但是这儿有很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最后，如果你做了坏事后悔了，这儿还有很多教堂和礼拜堂供你忏悔。”

与整座城市的颓废相比，霍格更关心百姓的绝望心态。借助穆里尔阿姨的人际关系，霍格和《曼彻斯特卫报》取得了联系。这份报纸曾用大量篇幅全面地报道了莱斯特参与的和平联谊会的活动及她与甘地的友谊。恰巧那时这家报纸在中国没有固定的通讯员。当时的编辑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让没有经验，名不见经传的霍格作为临时通讯员去试一试。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早在史考特编辑时期，《曼彻斯特卫报》就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享有好评。史考特从1872年开始担任主编，其在位的57年时间里，报社的每一位通讯记者，不论是新员工，还是远在偏僻通讯站工作的记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在1921年报社百年社庆的时候写下的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对手的声音和朋友的声音一样，公众都有权知道。”

霍格很快就发现，那时的编辑要求的确很严格。《曼彻斯特卫报》是一个高尚的报纸，主编希望它能保持中立。例如，报纸很少报道赛马，因为这意味着鼓励赌博。坚持公证地报道一切，也包括政敌的观点，是其一贯作风。克洛吉在写给新员工霍格的信中也曾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在霍格完成第一篇报道上海百姓痛苦求生存的文章后，报社并没有刊印，霍格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当时的上海除了挤满难民，还有很多传教士，霍格观察到，他们“只愿意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在普通的中国地界，百姓饥肠辘辘；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也总有人被饿死；可饭馆和酒店仍然在营业。对有钱人来说，这里仍然有足够的美食和娱乐消遣。霍格也刚刚收到从家里寄来的10英镑的支票，可以大吃一顿。“中国菜真是极其丰盛。”他写信回家，不自觉地嘲讽起来，“菜一盘盘的端上来，而规矩是每盘菜只吃一点。这可以有效的避免消化不良，但另一方面又让人难以尽兴——我更愿意他们只给几个菜，却让你吃个够。”

多亏了米利肯夫妇，霍格参观了华丽的英国大使馆，受到了三等秘书的接待，并逐渐了解了上海衰落的复杂原因。和其他传教士及其他外国媒体记者一样，霍格还听说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消息。这些驻扎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刚开始都不相信这条消息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