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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第1页）

《纽约时报杂志》邀请潘卡吉·米什拉撰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二00八年十一月，我的印度同行来到了北京。我们有时坐在温暖的室内交谈，有时走在冬天的寒风里。我们去了几家不同风味的餐馆吃饭，这位素食者离开北京之时夸奖我点菜的才华。我告诉他：「我的才华很简单，就是将餐馆里所有的素食全点上」。

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感谢潘卡吉·米什拉，他在北京短暂的一周里，让我重温了自己的写作经历，给予了我「再活一次」的生活。

「我的写作源远流长。」我告诉潘卡吉·米什拉。说这话时，我在心理上似乎垂垂老矣，因为当我回首最初的写作之时，仿佛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独特经历，我们只是花费了四十多年的岁月，就在同一个国度里，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寻找自己最初的写作，我的思绪在那些陈旧的作文簿上迅速掠过，停留在了当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面。我觉得自己小学时的作文不值一提，因为这些作文只有一个读者，就是一位很瘦的语文老师。我更愿意将自己的写作从大字报开始，这是我最初公开发表的作品。

文革时期人们热衷于写大字报，更甚于今天人们对于博客的热衷。不同的是，当时的大字报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人民日报》文章的抄袭版，革命的语言和空洞的口号充斥了全文，从头到尾喋喋不休；今天的博客可是千姿百态，自我吹嘘的、相互谩骂的、暴露隐私的、慷慨激昂的、无病呻吟的等等，还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文革时写大字报和今天写博客都是为了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

大字报曾经是我小学时最为害怕的，每天早晨背着书包上学时，我的眼睛就会紧张地扫描街道墙壁上最新的大字报，看看那些标题上有没有出现我父亲的名字。

我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共产党的小官员。文革初期，我亲眼目睹了几个同学的官员父亲被打倒，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当时的革命造反派揍得鼻青脸肿，胸前挂着大木牌，头戴纸糊的高帽子，整日手持扫帚，战战兢兢地清扫大街。过路者随时可以对着他们踢上一脚，或者朝他们脸上吐去口水。他们的孩子，我的这几个同学自然是唇亡齿寒，不断遭受其他同学的侮辱和歧视。

年幼的我忧心忡忡，担心父亲的厄运会突然出现，这也是我的厄运。而且我父亲还有着地主家庭的历史，他家曾经拥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是不折不扣的地主。多亏了我祖父是一个二流子，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每年卖掉两三亩田地，供养自己好吃懒做的生活。这个败家子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将两百多亩田地卖光了，他因此卖掉了自己的地主身分。否则在全国解放后，他很难逃脱被枪毙的命运。我的父亲因祸得福，甩掉了地主儿子的恶名。当然，我和哥哥也是祖父二流子生涯的隔代受益者。

尽管如此，我父亲不光彩的家庭历史仍然在心理上折磨着我。倒霉的事总是要出现的，有一天早晨，我和哥哥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在上学路上终于看见了我最为担心和害怕的大字报。我父亲的名字赫然醒目地出现在标题上，而且拥有了「逃亡地主」和「走资派」两项罪名。

我小时候胆小怕事，当时我肯定是脸色惨白，我告诉哥哥，我不敢去学校了，我要回家躲上一阵子。我哥哥一脸的满不在乎，他嘴里说着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大咧咧地往学校的方向走去。我哥哥的胆量只是让他走出了一百米左右，随即他就转身走回来了。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说：「他妈的，老子也不去学校了，老子也要躲上一阵子。」

然后，有我署名的第一张大字报因此诞生了。这一年我小学一年级，我哥哥小学三年级，处于人生低谷的父亲自导自演了一场政治戏，让我们全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别人家省吃俭用了一年之后，终于可以大鱼大肉好吃一顿，我们家却吃上了「忆苦思甜饭」。所谓「忆苦思甜饭」，就是将糠和野菜混在一起煮熟了，再捏成团子。这种被称为糠团子的食物是旧社会穷人吃的，我们在大年三十晚上吃着糠团子，就是为了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

我双手捧着淡而无味的糠团子，小心翼翼地吃着，我觉得粗糙的糠在我下咽的时候似乎划破了我的食道，我十分委屈地说，糠团子吃起来有些疼。我父亲装出高兴的样子，用他外科医生的语气说：「疼了才好，疼了才说明忆苦思甜的疗效出来了。」

我和哥哥不知道正在倒霉的父亲是在表演他的革命秀，他选择了大年三十这个好时机。几天以后他在自己的交代材料里大写特写了这个革命化的春节，以此表达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赤胆忠心。

我们一家四口咽下了糠团子，我母亲清理了饭桌之后，我父亲铺开一张大于桌子的白纸，全家开始写大字报了。大字报的主题是「斗私批修」，就是要打倒和批判我们脑子里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父亲的右手在砚台里磨着墨汁，神情庄重地告诉我们：「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让我和哥哥兴高采烈，我们两个抢着要首先说话。我和哥哥互不相让，都想拔得自我批评的头筹。我的父母让我先说，因为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应该将这个机会让给我。可是我眨着眼睛不知道说什么？我一下子没有找到自己的自私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我哥哥在一旁急躁起来，他想先说，我父母没有同意，开始启发我，说我刚才吃糠团子时觉得食道有些疼痛，就是自私的思想在作怪。我如释重负，不过仍然有些担心，我问父母：「能不能再算上修正主义思想？」

我的父母商量了一下，认为这是我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在兴风作浪，而修正主义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坏东西。他们点点头说：「可以算上。」

自私和修正主义都有了，我就放心了。轮到我哥哥了，他骄傲地说了起来，有一次他在街上捡到两分钱，没有上交给老师，而是买了两颗糖自己吃了。我的父母郑重其事点着头，说我哥哥的这个行为和我刚才的十分相似，也是自私和修正主义两者皆有。接下去是我们的母亲斗私批修了，母亲之后是父亲。他们都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小错误，这让我和哥哥有些失望，尤其是我们的父亲，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只字不提「逃亡地主」和「走资派」。我哥哥首先向父亲发难，他义正词严地问：「你是不是逃亡地主？」

我父亲表情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他们家在全国解放前就破产了，所以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被划分成了中农。我母亲在一旁鸣冤叫屈，说如果不是曾经有过两百多亩田地，我父亲家的成份应该是贫农。我哥哥严肃地举起右手，问我父亲：「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你不是地主。」我父亲庄严地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地主。」

我不甘落后，也向父亲发难：「你是不是走资派？」我父亲还是摇头，他说自己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可是一直是在做技术工作，他一直是外科医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举起右手：「你能向毛主席保证吗？」我父亲再次举起右手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然后我们三个看着父亲写下了这张避重就轻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批判我们自己的大字报，而且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写成的。我父亲写完以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毛笔递给我母亲，我母亲签名后是我哥哥的签名，我的签名排在最后。我们开始讨论将大字报贴到什么地方？我说就贴在我们家门口，可以让邻居们看到我们大年三十晚上的伟大行为。我哥哥说应该贴到电影院的售票窗口，那里看到大字报的人更多。父母肯定在心里痛骂我们这两个小王八蛋了，他们只是为了做秀，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政治觉悟，他们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张大字报。而且这张大年三十的大字报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在我父亲的交代材料里出现一个光彩的段落。

我们的父母虽然心怀不满，脸上仍然露出赞许的表情，他们点头说我和哥哥的主意都很好，问题是贴到外面去的话，我们自己不能时刻看到这张大字报了。他们耐心地解释，这张大字报是批判我们自己的，应该贴在自己家里，让我们时刻警惕自己过去的错误，从此紧跟毛主席永远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医院的宿舍楼，我们住在名叫向阳弄的一所房屋里，是一间大屋子，中间隔开的墙是用铁丝将竹子横竖绑扎起来，再在竹子上糊上旧报纸。我父母睡在里面的床上，我和哥哥睡在外面的床上。我们觉得父母的话有道理，同意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家里，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贴在里面父母的床头，要贴在我和哥哥的床头。我们的父母欣然答应。

不久之后，我父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他身背药箱走在乡村田间，给农民们治病。当造反派意识到他们是放过了我的父亲，再去农村抓他时，已经找不到他了。朴实的农民们保护了他，把他藏了起来，让他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文革早期的革命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