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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第1页）

二00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老式的圆型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PeerGynt），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型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型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0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于是，我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讲起了我和鲁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我想，鲁迅应该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新社会开始了，同时需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成为了共产党手中挥舞的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就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政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重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飞黄腾达，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代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仿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灿烂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姐姐，他姐姐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滚开！」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天是不是就小的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我一不作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以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讨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然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讨论的层面进入到了争论的层面，而且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初一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时间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争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绰号：「这两个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