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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上（第5页）

皇位继承人太子正式确立之后，有专门隶属太子的东管宫。其设官大体与政府类似，但分级没有后者细密，东宫官职均冠“太子”，如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家令等。[115]

尚书台

尚书台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其官署设在宫廷之内、禁省之外。主要执掌是管理章奏文书、起草诏令，但实际上政务都由尚书台代表君主执掌，权力极大。尚书台设长官（令）一人、副长官（仆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十八人。沟通尚书台与皇帝联系的官员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等。其中，侍中由士人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则由宦者承担。侍中有事才入禁省，中常侍、黄门侍郎则日常居住在省中，因此，虽然三者之中侍中的级别最高、中常侍次之，但与君主的亲密程度，则以中常侍为最。宫内省外的禁卫工作由九卿中的光禄勋与卫尉负责，光禄勋偏于内，卫尉偏于外。光禄勋下属五官、左、右、虎贲、羽林等五名郎将，中郎将以下有中郎、侍郎、郎中等官。光禄勋的禁卫力量是郎官，卫尉的禁卫力量是武装卫士，所以，卫尉在宫卫事务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监察制度

加强监察制度在中央置两套监察机构：一是御史台；二是司隶校尉。御史台，西汉时是御史大夫下属部门，东汉初改为主管监察的机构。以御史中丞为长。下有治书侍御史2人，掌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大臣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和其他大庆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御史中丞的权力仅次于尚书令，司隶校尉既是朝官，又是京畿的地方官。设从事史12人，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所辖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事务。司隶校尉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朝会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设专席入座，号曰“三独坐”。

东汉在地方上设12州部（除司隶校尉辖区外），每州设刺史1人，从事史12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县，考察地方官政绩，检视刑狱情况，年终奏于皇帝。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报皇帝，使地方郡县直接处在皇场的监控之下。

选官制度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并为四世三公之名门。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军事

建置

刘秀称帝后，对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改本的发眼点，在于集军权于中央。建武六年（30年），刘秀下诏销国都期的建制，其兵权归由郡国守，相激便，第二年，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从此、地方军队大大被少，维护地方治安，失去了作战能力。

等级

在军事方面，相当三公的中央高级官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相当九卿的有前、后、左、右将军，均不常设。以上将军均开府，府属有长史、司马各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御属三十一人，从事中郎二人，职掌参谋，均由朝廷任命。将军直接领兵的，在部、曲、屯等建置上分别设校尉、司马、军侯、屯长等统兵官。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临朝称制，外戚以大将军执政，与太傅三公合称为五府。另有所谓杂号将军，临事设置，事毕即撤。唯度辽将军因南匈奴所部时有内乱，自永平八年（65年）后常设。汉灵帝设西园八校尉，统率首都洛阳驻防军队，以宦官主之，这是后世宦官领兵的开端。

兵种

东汉常备军由中央与地方军（郡国兵）组成，刘秀还大力加强中央的军队。中央军中，京师卫戍部队由城门校尉统领，野战部队（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中央的军队主有四支，两支在首都，为南军和北军，分别负责保卫皇帝和警卫京师。另外两支驻守地方：黎阳营和雍营。黎阳营合龠、具、并三州房骑而成，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守卫黄河以北，为首都洛阳北面的屏障。雍营驻雍（今陕西凤翔南），守卫三辅（左冯馆、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亦为洛阳西面的屏障。此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有边防军，也是中央军队的一部分。

北军下辖五个兵种的部，番号分别为屯骑（骑兵）、越骑（特种兵）、步兵、长水（水军）、射声（弓箭）。长官为校尉，副职司马。全军总数约五千人不到。北军平时驻屯在京城掌管君主宿卫、助理首都治安，发生战事就成为组建出征部队的核心。地方上的郡国兵经东汉初期多次裁撤、削减，只剩下边郡与内地关隘的少数驻军。遇有战乱，都是临时募兵或抽调京师北军出战。

经济

农业

生产工具

东汉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更高。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兴修水利

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牛耕技术

东汉时牛耕技术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乡东汉墓中的农牧壁画。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内蒙古、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庄园经济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记载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四民月令》中还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开垦土地

东汉时期垦田数增加到7320170余顷，几乎赶上了西汉极盛时的数字。如果加上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和依附农民，东汉的人口和垦田数会更多。这反映了东汉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