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一世之死和12月14日——精神觉醒——恐怖分子布肖——柯尔切瓦的表姐
一个冬天的早晨,参政官突然出乎意外地来了。他心事重重,迈着快步,径直走进父亲的书房,向我扬了扬手,表示不让我进屋,然后把门闩上了。
幸好我不必多费脑筋,猜测这是怎么回事,通往前室的门打开了一点,一张红通通的脸,给仆役制服大衣的狼皮领子遮没了一半,探出了门口,小声招呼我过去,这是参政官的听差,我赶紧跑到门口。
“您听见没有?”他问。
“听见什么?”
“皇上1在塔甘罗格驾崩了。”
这消息使我吃了一惊,我从没想到他会死。我是在对亚历山大的无限崇敬中长大的,因此立即怀着忧伤的心情,想起前不久在莫斯科见到他的情形。那时我在特维尔城门外面散步,正巧遇上了他。他安详地骑在马上,旁边有两三个将军。他们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他的面色和蔼可亲,脸圆圆的,线条柔和,表情显得疲惫而伤感。等他来到我们旁边时,我摘下帽子,举了起来。他微微含笑,向我点头致意。这与尼古拉2是多么不同啊!尼古拉始终像头发剪短、秃了两鬓、带胡髭的墨杜萨3。不论在街头,在宫内,在子女和大臣中间,或者传令兵和宫廷女官中间,尼古拉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的目光能不能产生响尾蛇的效果——使血管中的血停止流动。4如果说,亚历山大的亲切外表只是假面具,这种伪善总比赤裸裸的、公然表现的专制暴虐好一些吧?
……正当混乱的思想在我头脑中翻腾,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5画像的时候,正当要求宣誓忠诚的通告发往各地,善良的人们忙于准备誓词的时候,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紧接着,参政官的那个听差(他是政治新闻的大猎奇家,成天在参政官们的前室和各种衙门中转游,探听消息,尽管他并无午后换马的权利)又告诉我,彼得堡发生了叛乱,加列拉大街遭到了炮击。
第二天晚上,宪兵将军科马罗夫斯基伯爵来到我家,谈起了伊萨基耶夫广场上的方阵,近卫军骑兵的进攻和米洛拉多维奇伯爵之死。6
接着开始了大逮捕:“某某人被捕了”,“某某人被捉住了”,“某某人被从乡下押来了”;做父母的为孩子提心吊胆。乌云布满了天空。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政治迫害并不常见。确实,他为了几首诗流放过普希金,也流放过拉布津,因为后者担任艺术学院院务会议秘书时,提议把马车夫伊利亚·拜科夫选为院士7。但这种迫害不是一贯的。秘密警察还没有发展成专横暴虐的宪兵团,只是由德桑格伦8的办公厅管辖的机构,德桑格伦是个老伏尔泰主义者,幽默饶舌,爱说俏皮话,有点像茹依9。但到了尼古拉时期,德桑格伦本人已被当作自由思想者,落在警察的监视下了,尽管他还是原来的德桑格伦。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清楚地衡量出两个皇朝的不同。
尼古拉登基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他无足轻重,没有地位。现在大家却竞相打听他的消息。然而可以提供材料的,只有近卫军军官;他们恨他,因为他冷酷无情,吹毛求疵,报复心重。在全城最早传播的一些小道消息中,有一件事足以证实近卫军的意见。据说在一次操练时,这位亲王竟然忘乎所以,想揪一位军官的衣领。这位军官回答他:“殿下,别忘了佩剑在我手中。”尼古拉退后一步,没有吭声,然而并未忘记报复。12月14日之后,他两次查问,这位军官有无牵连在内。幸好他毫无牵连。10
社会的论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精神的急剧堕落可悲地证明,在俄国贵族中间,个人的尊严感已衰退到何等地步。除了妇女,没有一个人敢表示同情,为昨天还曾握手言欢、今天已被拘捕的亲友讲一句公正的话。相反,出现了疯狂的奴隶制保卫者,有些人是出于卑鄙的动机,另一些人则并无个人动机,但这更糟。
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柳瑟尔·德穆兰11,这革命的奥菲利娅12,曾徘徊在刀斧手左右,等候着轮到自己;当狂热的青年阿利波13走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友谊和同情之手的是乔治·桑。
流放苦役犯的妻子们跟着丈夫远赴西伯利亚东部边陲,甘心丧失一切公民权利,放弃财产和社会地位,在严酷的气候中,在更为严酷的当地警察的迫害下,忍受终生的奴役。姊妹们无权随同前往,但她们从此远离宫廷,不少人还离开了俄国;她们心头几乎全都蕴藏着对受难者的不灭的爱。然而男子们没有这种感情,恐惧吞噬了他们的心灵,谁也不敢为
不幸者讲一句话。
接触到这问题,我不能不为这些英雄史迹中的一件事讲几句,它还很少有人知道。
在古老的伊瓦舍夫家,有一个年轻的法籍家庭女教师。伊瓦舍夫的独生子14打算娶她,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家人惊慌失措,痛哭流涕。这个法国姑娘没有在决斗中杀死了诺沃西利采夫,自己也为后者杀死的切尔诺夫这样的弟兄,15她被迫离开彼得堡,他也在大家的劝说下暂缓实现自己的意愿。后来他成了阴谋叛乱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判处终身苦役。他的亲属还是未能从门第不相当的婚姻16中挽救他。骇人的消息一传到巴黎,那位少女立即启程奔赴彼得堡,要求批准她前往伊尔库茨克省,跟随她的未婚夫伊瓦舍夫。本肯多夫劝她放弃这个犯罪的意图,没有成功,报告了尼古拉。尼古拉令人向她说明了不愿背弃苦役流放犯丈夫的妻子的命运,同时表示,他可以成全她,然而她应该明白,如果妻子追随丈夫是出于对他的忠诚,因而可以获得某些照顾,那么她丝毫没有这种权利,因为她是自愿要与罪犯结婚的。
她与尼古拉都履行了诺言:她去了西伯利亚,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减轻她的命运。
皇上是严厉的,但也是公正的。17
但要塞还没收到批准的公文,可怜的姑娘到了那里,只得等候官长向彼得堡查询。她住的地方,到处是从前的囚犯,形形色色,人数很多,根本无法打听伊瓦舍夫的下落,或把自己的消息通知他。
后来她逐渐认识了一些新伙伴,其中有一个流放的抢劫犯在要塞做工,她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第二天,抢劫犯给她捎来了伊瓦舍夫的便条。过了一天,他建议为她和伊瓦舍夫传递书信。他在要塞干活,从早到晚不得休息,但到了晚间仍不顾疲劳,冒着暴风雪,带了伊瓦舍夫的信,连夜赶路,在清晨返回要塞。18
最后,批准的公文到了,他们结了婚。过了几年,苦役改成了终身流放。他们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但精力已消耗殆尽。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妻子首先倒下。正如南国的花朵在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必然枯萎,她也衰老而死了。伊瓦舍夫没有比她活得多久,她死后刚一年,他也与世长辞了。实际上,这一年中,他已经不在人世。他那些使第三厅19大为震惊的信,带有无限的哀愁,他像圣洁的梦游者在信上抒发着忧伤的诗情。严格地说,她死后,他不是活着,而是在悄悄地、庄严地走向死亡。
这篇“传记”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儿子流放之后,伊瓦舍夫的父亲把家产传给了私生子,要求他切莫忘记可怜的哥哥,并接济后者。伊瓦舍夫夫妇身后留下两个孩子,两个没有姓名的儿童,两个未来的世袭兵20和西伯利亚移民。他们没有依靠,没有权利,没有父母。伊瓦舍夫的弟弟向尼古拉申请允许他收养这两个孩子。尼古拉允许了。过了几年,他再一次冒险提出申请,要求让他们取得父亲的姓;这一次他居然也成功了。
关于叛乱和审讯的消息,莫斯科扰攘不安的气氛,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它日复一日地成为我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但是尽管我还不理解它的意义,或者还很模糊,我已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霰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佩斯捷利21及其同志们的被处决,终于从童年的迷梦中惊醒了我的灵魂。
大家期待着被定罪者的刑罚得以减轻,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我的父亲虽然一向谨慎小心,对事物持怀疑态度,也认为死刑不致执行,判决不过是为了震慑人心。但是他与其他人一样,并不了解年轻的皇上。尼古拉离开了彼得堡,也没有进莫斯科,而是驻跸彼得罗夫宫……当莫斯科的居民从《莫斯科新闻》上读到7月14日的可怕消息22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自从米罗维奇23发动政变失败,反被叶卡捷琳娜二世斩首之后;自从普加乔夫24及其同伙被处决之后,还不曾判过死刑。人民死在皮鞭下,士兵被强迫通过队列,被非法打死25。但是从法律上说,死刑是不存在的。据说,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的一部分哥萨克发动叛乱,有两名军官牵连在内。保罗降旨,由军事法庭审讯他们,并委派哥萨克首领或将军全权处理此案。法庭判了他们死刑,但没有人敢批准执行。哥萨克首领奏请沙皇裁夺。保罗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他用苦役代替了死刑。
尼古拉把